2014年，中國鋼鐵產品出口陡然提速：2011年，中國鋼材出口4888萬噸，出口額513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4.9%和39.2%；2012年，鋼材出口5573萬噸，出口額515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4.0%和0.5%；2013年，鋼材出口6234萬噸，出口額532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1.9%和3.4%；2014年1～11月，鋼材出口8361萬噸，出口額639億美元，同比增幅分別為46.8%和31.4%（全年鋼材出口9378萬噸，出口額708.23億美元）。
中國鋼鐵產品出口快速增長系客觀經濟規律所致。中國早已是產量占世界一半以上的頭號鋼鐵工業大國，2013年中國粗鋼產量7.7904億噸，鋼材產量10.6762億噸；從2011年起，中國鋼鐵產能相對于國內市場就開始出現顯著過剩，導致國內市場價格明顯低于海外，目前出口價格平均高于內銷價格1500余元/噸。同時，國內市場多年來的激烈競爭錘煉出了中國鋼鐵企業在供貨效率和質量等方面的優勢，某些海外市場對中國鋼鐵產品質量的流言蜚語基本上都難經事實和時間的考驗。
印度大型礦石供應商HLNGoa的負責人哈瑞胥舉過這樣一個案例：3年前，印度一家風力發電廠在國內采購鋼材，對方只能12個月后交貨；改從中國尋求供應商，中國廠商僅用4個月就供貨了。當時印度有傳言稱中國鋼材質量不好，實際上質量很好，這個項目運行3年，鋼材沒有出現任何質量問題。國內廠商有擴大出口以確保收益的動機，海外買家有尋求高效、質優價廉供應商的需求，雙方一拍即合，理所當然。
中國鋼鐵惹誰了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
與此前一個又一個“中國制造”產業一樣，今天的中國鋼鐵工業大有淪為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犧牲品之勢。2013年起，各方就密集對中國鋼鐵產品發起“雙反”（反傾銷和反補貼）：
2013年1月15日，加拿大國際貿易法庭對我熱軋鋼板日落復審作出終裁，認為取消現有反傾銷稅后將可能導致實質損害的繼續或再度發生，對我熱軋鋼板產品反傾銷稅將被延長征收5年；
1月22日，加拿大正式對進口自中國的鍍鋅鋼絲發起反傾銷反補貼調查；
2月4日，美國際貿易委員會決定對我熱軋鋼產品發起全面日落復審，以確定取消反傾銷稅是否有可能導致實質損害的繼續或再度發生；
2月12日，澳大利亞正式立案對來自中國大陸、印尼、日本、韓國和臺灣省的熱軋鋼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并對來自中國大陸的產品同時發起反補貼調查；
2月16日，歐委會發布公告，對原產于中國的無縫鋼管（直徑超過406.4毫米）發起反傾銷調查。2008年歐委會曾對我國無縫鋼管（直徑小于406.4毫米）發起反傾銷調查，終裁稅率17.7%～39.2%……
2014年，主要經濟體對華鋼鐵產品“雙反”和其他限制措施勢頭不減：
8月，歐盟對中國產電磁鋼板發起反傾銷調查；
11月13日，美國商務部針對中國鋼絲產品作出反傾銷和反補貼的終裁；
同月，印度傳出消息，印度鋼鐵工業部和財政部考慮將不銹鋼扁鋼產品進口稅率從7.5%提高到10%……
所有這些貿易保護措施，不僅損害了中國鋼鐵工業的權益，而且無一例外都損害了進口國下游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這些措施保護的不是奮發向上的產業，而是躺在貿易保護措施上怠惰無為、不思進取的既得利益集團，甚至是進口國司法、行政體制的嚴重缺陷。這一點，在印度市場表現得特別突出。
為何偏偏是印度
首先，就總體而言，對中國鋼鐵產品大叫大嚷限制措施最多的國家并非進口最多的國家。2014年前9個月中國鋼材出口的54%流向東盟、韓國和中東，但吵吵嚷嚷要限制中國鋼材的基本上都是歐美和印度。因此，這些經濟體所謂“產業損害”云云，大可質疑。而且，2014年我國對印度鋼鐵產品出口的增長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前兩年連續大幅度下滑之后的恢復性增長，出口額尚未達到2011年的水平。2011年，中國對印度出口鋼鐵金額18.46億美元，出口鋼鐵制品金額為21.61億美元；2012年，中國對印度出口鋼鐵和鋼鐵制品金額分別為14.36億美元和18.02億美元；2013年，中國對印度出口鋼鐵和鋼鐵制品金額分別為10.06億美元和16.05億美元，比2011年分別下滑45.5%和25.7%。2014年前9個月，中國對印度出口鋼鐵和鋼鐵制品金額分別為15.35億美元和11.41億美元，在印度考慮限制中國鋼材的時候，能否全面恢復到2011年的水平，尚在未定之天。盡管印度有保護本土產業的需要，但對這種恢復性增長也要實施限制，未免有反應過度之嫌。
從整個國民經濟的高度看，印度一直面臨經濟增長計劃目標中“加快經濟增長”與“保持貿易收支平衡”相互沖突的矛盾。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提速通常會導致進口設備、原料、基礎產品、能源、消費品等需求增長，進而導致貿易收支惡化。在制造業欠發達、缺乏國際競爭力的印度，這一效應相當明顯。此時，若要遏制貿易收支惡化態勢，就會阻礙經濟增長；要保證經濟增長，就不得不承受貿易收支惡化。印度鋼鐵產業的發展即將這一矛盾展現得淋漓盡致：作為一個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供給嚴重不足的國家，印度鋼鐵產業供需缺口相當突出，多年來一直需要依靠進口彌補供給缺口，近年來鋼鐵年進口數量以千萬噸計，特鋼、硅鋼、軌道用鋼等均需進口。為了加快經濟發展，必須加快推進基礎設施建設，而印度鋼鐵工業無論是產量還是質量本來就都滿足不了國內需求，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必然導致鋼鐵進口進一步快速增長。
莫迪就任總理以來，力推“印度制造”計劃，為此出臺了雄心勃勃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可望刺激近年疲軟的印度鋼鐵市場。2013年印度鋼鐵需求增長1.8%，國際鋼鐵協會預計其市場需求2014年有望增長3.4%至7620萬噸，2015年可望進一步增長6%。中國對印度鋼鐵出口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增長的。面對“加快經濟增長”和“保持貿易收支平衡”的矛盾，是為了鋼鐵工業一個產業部門一時的利益而不惜拖累國民經濟全局，還是直面現實，避免錯過經濟增長的機遇，中立客觀的明智者不難作出選擇。
鋼鐵產業成鏡鑒
考慮到深刻的體制性缺陷決定了印度鋼鐵工業產能很難迅速擴張以滿足國內需求，甚至其既有產能也會因為行政和司法體制的缺陷而被人為限制不能滿負荷運行，限制進口鋼鐵對印度國民經濟全局利益而言更是下策。因為這樣犧牲了下游產業的利益和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機遇，卻換不來印度鋼鐵工業的跨越式成長。
由于土地私有制和嚴重的官僚主義等問題，印度商業環境相當糟糕，在世界銀行“經商便利度”排行榜上排名一向相當靠后，在2014年的最新排行榜上又下滑兩位，在189個經濟體中排名第142位。正是在這種商業環境下，印度許多大型鋼鐵項目長期受阻，甚至被徹底攪黃：
2005年，韓國浦項制鐵公司與印度政府就在奧里薩邦建設年產1200萬噸鋼鐵廠簽署諒解備忘錄，以120億美元的投資額高居印度有史以來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結果，經過8年折騰，惹出了大堆剪不斷、理還亂的社會矛盾，奧里薩邦征地工作始終停滯不前，浦項制鐵不得不取消建廠計劃。
韓資企業如此，世界最大鋼鐵企業安賽樂米塔爾公司在其老板的母國同樣經歷了“走麥城”。2006年，米塔爾集團與印度政府簽署建設千萬噸級鋼廠的協議。但經過7年折騰，只有卡納塔克邦一個候選地大致確定了用地，鋼廠所需的焦炭、基礎設施都沒有著落，另外兩個候選地奧里薩邦、恰爾肯德邦更是沒有一項能夠確定。面對這種局面，這種效率，米塔爾公司不得不于2013年宣布放棄在印建廠計劃。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鋼鐵產量已占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中國，為了重組、提升鋼鐵產業，優化全國鋼鐵產業布局，有關方面觸動既得利益“騰籠換鳥”決心大、力度強、效率高：
廣東省壓縮了粗鋼產能1700萬噸而換取了產能1000萬噸的湛江鋼鐵基地項目，廣西和武鋼集團壓縮了粗鋼產能1070萬噸換取了產能1000萬噸的防城港鋼鐵基地項目。湛江鋼鐵項目2008年3月獲得國家發改委批準開展前期工作，到2010年底已經全部完成征地拆遷和3682萬立方米的土方挖填工作，2011年5月開工建設，到2014年初，投資32億元的國內最大球團廠已經建成投產，總投資696億元的一期工程預計2015年起陸續投產，達到年產鐵920萬噸、粗鋼1000萬噸、鋼材938萬噸的生產規模。
同樣是安賽樂米塔爾公司，與華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合資的華菱安賽樂米塔爾汽車板有限公司是中國名列前茅的高檔汽車板材生產基地，2008年雙方簽署合資建廠協議，2010年6月國家發改委批準通過，2011年與湖南婁底市政府簽署協議，2012年6月開工，2014年6月投產。投產當月筆者赴該公司考察時，該公司印籍總經理對中國的效率頗多贊譽。
印度鋼鐵工業擴產艱難，就是好不容易建成的已有產能，也經常受到飛來橫禍干擾而無法滿負荷運行，而且這些干擾往往來自其行政、司法體系，打著“反腐敗”和“法治”之類崇高旗號。
目前，由于原材料短缺，盡管市場上產品供不應求，但印度鋼鐵工業產能利用率只有80%，明顯低于其前幾年的產能利用率水平，但這種原材料短缺完全是印度司法體系人為制造的。因為印度向來是鐵礦資源大國，多年來鐵礦石出口量僅次于澳大利亞和巴西，本無原料短缺之虞。但自從2010年以來，印度最高法院以“打擊非法采礦”和“反腐敗”名義大面積頒布實施鐵礦石開采和出口禁令，終結了印度鐵礦石產業的黃金時代，導致印度鐵礦石生產和出口在牛市期間陡然連續大幅度下滑，全印幾乎所有鋼鐵企業都遭到意料之外的重大沖擊，生產因原料不足而受限，鐵礦石成本坐地起價暴漲。在國內市場需求旺盛的情況下，印度鋼鐵業產能利用率連續數年徘徊在80%左右。某些骨干企業受創更重，印度第三大鋼鐵企業京德勒西南鋼鐵公司在卡納塔克邦的維雅那格鋼廠產量2011年一度削減七成之多，其后產能利用率也不足八成，沒有回到印度最高法“反腐敗”之前的產能利用率高峰水平，印度全國幾乎所有骨干鋼鐵公司都不得不暫?；蛉∠顿Y擴產計劃。最糟糕的是，盡管莫迪滿懷振興“印度制造”的宏圖大計，但印度的聯邦制決定了他難以擺平企業擴產和基礎設施所面臨的征地爭端，獨立司法體制決定了他無法解決司法體系的胡作非為。
行文至此，惑之將出：既然印度鋼鐵工業本來就無力滿足國內需求，而且無法消除“加快經濟增長”和“保持貿易收支平衡”的矛盾，既然印度國內鋼鐵供求缺口拉大是其體制缺陷所致，那么，憑什么要求中國鋼鐵工業對抗客觀經濟規律為他們買單？我們的鋼鐵出口退稅本來完全符合世貿組織規則，我們的鋼鐵工業已經不是原來那種“兩高一資”產業的負面形象，真的有必要自我限制嗎？
由是推而廣之，無論是不同經濟目標相互沖突的矛盾，還是“反腐敗”之類正義旗號下的實際行動因其決策者考慮不周或執行者塞進太多私貨而損害了經濟貿易，這些現象都不僅僅存在于印度一國，而是存在于我們的其他很多貿易伙伴國內。對這類情況引起的貿易爭端，我們不宜繼續單方面自我限制，而應力求通過“一帶一路”規劃下的“政策溝通”解決。
中國鋼鐵產品出口快速增長系客觀經濟規律所致。中國早已是產量占世界一半以上的頭號鋼鐵工業大國，2013年中國粗鋼產量7.7904億噸，鋼材產量10.6762億噸；從2011年起，中國鋼鐵產能相對于國內市場就開始出現顯著過剩，導致國內市場價格明顯低于海外，目前出口價格平均高于內銷價格1500余元/噸。同時，國內市場多年來的激烈競爭錘煉出了中國鋼鐵企業在供貨效率和質量等方面的優勢，某些海外市場對中國鋼鐵產品質量的流言蜚語基本上都難經事實和時間的考驗。
印度大型礦石供應商HLNGoa的負責人哈瑞胥舉過這樣一個案例：3年前，印度一家風力發電廠在國內采購鋼材，對方只能12個月后交貨；改從中國尋求供應商，中國廠商僅用4個月就供貨了。當時印度有傳言稱中國鋼材質量不好，實際上質量很好，這個項目運行3年，鋼材沒有出現任何質量問題。國內廠商有擴大出口以確保收益的動機，海外買家有尋求高效、質優價廉供應商的需求，雙方一拍即合，理所當然。
中國鋼鐵惹誰了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
與此前一個又一個“中國制造”產業一樣，今天的中國鋼鐵工業大有淪為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犧牲品之勢。2013年起，各方就密集對中國鋼鐵產品發起“雙反”（反傾銷和反補貼）：
2013年1月15日，加拿大國際貿易法庭對我熱軋鋼板日落復審作出終裁，認為取消現有反傾銷稅后將可能導致實質損害的繼續或再度發生，對我熱軋鋼板產品反傾銷稅將被延長征收5年；
1月22日，加拿大正式對進口自中國的鍍鋅鋼絲發起反傾銷反補貼調查；
2月4日，美國際貿易委員會決定對我熱軋鋼產品發起全面日落復審，以確定取消反傾銷稅是否有可能導致實質損害的繼續或再度發生；
2月12日，澳大利亞正式立案對來自中國大陸、印尼、日本、韓國和臺灣省的熱軋鋼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并對來自中國大陸的產品同時發起反補貼調查；
2月16日，歐委會發布公告，對原產于中國的無縫鋼管（直徑超過406.4毫米）發起反傾銷調查。2008年歐委會曾對我國無縫鋼管（直徑小于406.4毫米）發起反傾銷調查，終裁稅率17.7%～39.2%……
2014年，主要經濟體對華鋼鐵產品“雙反”和其他限制措施勢頭不減：
8月，歐盟對中國產電磁鋼板發起反傾銷調查；
11月13日，美國商務部針對中國鋼絲產品作出反傾銷和反補貼的終裁；
同月，印度傳出消息，印度鋼鐵工業部和財政部考慮將不銹鋼扁鋼產品進口稅率從7.5%提高到10%……
所有這些貿易保護措施，不僅損害了中國鋼鐵工業的權益，而且無一例外都損害了進口國下游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這些措施保護的不是奮發向上的產業，而是躺在貿易保護措施上怠惰無為、不思進取的既得利益集團，甚至是進口國司法、行政體制的嚴重缺陷。這一點，在印度市場表現得特別突出。
為何偏偏是印度
首先，就總體而言，對中國鋼鐵產品大叫大嚷限制措施最多的國家并非進口最多的國家。2014年前9個月中國鋼材出口的54%流向東盟、韓國和中東，但吵吵嚷嚷要限制中國鋼材的基本上都是歐美和印度。因此，這些經濟體所謂“產業損害”云云，大可質疑。而且，2014年我國對印度鋼鐵產品出口的增長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前兩年連續大幅度下滑之后的恢復性增長，出口額尚未達到2011年的水平。2011年，中國對印度出口鋼鐵金額18.46億美元，出口鋼鐵制品金額為21.61億美元；2012年，中國對印度出口鋼鐵和鋼鐵制品金額分別為14.36億美元和18.02億美元；2013年，中國對印度出口鋼鐵和鋼鐵制品金額分別為10.06億美元和16.05億美元，比2011年分別下滑45.5%和25.7%。2014年前9個月，中國對印度出口鋼鐵和鋼鐵制品金額分別為15.35億美元和11.41億美元，在印度考慮限制中國鋼材的時候，能否全面恢復到2011年的水平，尚在未定之天。盡管印度有保護本土產業的需要，但對這種恢復性增長也要實施限制，未免有反應過度之嫌。
從整個國民經濟的高度看，印度一直面臨經濟增長計劃目標中“加快經濟增長”與“保持貿易收支平衡”相互沖突的矛盾。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提速通常會導致進口設備、原料、基礎產品、能源、消費品等需求增長，進而導致貿易收支惡化。在制造業欠發達、缺乏國際競爭力的印度，這一效應相當明顯。此時，若要遏制貿易收支惡化態勢，就會阻礙經濟增長；要保證經濟增長，就不得不承受貿易收支惡化。印度鋼鐵產業的發展即將這一矛盾展現得淋漓盡致：作為一個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供給嚴重不足的國家，印度鋼鐵產業供需缺口相當突出，多年來一直需要依靠進口彌補供給缺口，近年來鋼鐵年進口數量以千萬噸計，特鋼、硅鋼、軌道用鋼等均需進口。為了加快經濟發展，必須加快推進基礎設施建設，而印度鋼鐵工業無論是產量還是質量本來就都滿足不了國內需求，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必然導致鋼鐵進口進一步快速增長。
莫迪就任總理以來，力推“印度制造”計劃，為此出臺了雄心勃勃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可望刺激近年疲軟的印度鋼鐵市場。2013年印度鋼鐵需求增長1.8%，國際鋼鐵協會預計其市場需求2014年有望增長3.4%至7620萬噸，2015年可望進一步增長6%。中國對印度鋼鐵出口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增長的。面對“加快經濟增長”和“保持貿易收支平衡”的矛盾，是為了鋼鐵工業一個產業部門一時的利益而不惜拖累國民經濟全局，還是直面現實，避免錯過經濟增長的機遇，中立客觀的明智者不難作出選擇。
鋼鐵產業成鏡鑒
考慮到深刻的體制性缺陷決定了印度鋼鐵工業產能很難迅速擴張以滿足國內需求，甚至其既有產能也會因為行政和司法體制的缺陷而被人為限制不能滿負荷運行，限制進口鋼鐵對印度國民經濟全局利益而言更是下策。因為這樣犧牲了下游產業的利益和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機遇，卻換不來印度鋼鐵工業的跨越式成長。
由于土地私有制和嚴重的官僚主義等問題，印度商業環境相當糟糕，在世界銀行“經商便利度”排行榜上排名一向相當靠后，在2014年的最新排行榜上又下滑兩位，在189個經濟體中排名第142位。正是在這種商業環境下，印度許多大型鋼鐵項目長期受阻，甚至被徹底攪黃：
2005年，韓國浦項制鐵公司與印度政府就在奧里薩邦建設年產1200萬噸鋼鐵廠簽署諒解備忘錄，以120億美元的投資額高居印度有史以來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結果，經過8年折騰，惹出了大堆剪不斷、理還亂的社會矛盾，奧里薩邦征地工作始終停滯不前，浦項制鐵不得不取消建廠計劃。
韓資企業如此，世界最大鋼鐵企業安賽樂米塔爾公司在其老板的母國同樣經歷了“走麥城”。2006年，米塔爾集團與印度政府簽署建設千萬噸級鋼廠的協議。但經過7年折騰，只有卡納塔克邦一個候選地大致確定了用地，鋼廠所需的焦炭、基礎設施都沒有著落，另外兩個候選地奧里薩邦、恰爾肯德邦更是沒有一項能夠確定。面對這種局面，這種效率，米塔爾公司不得不于2013年宣布放棄在印建廠計劃。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鋼鐵產量已占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中國，為了重組、提升鋼鐵產業，優化全國鋼鐵產業布局，有關方面觸動既得利益“騰籠換鳥”決心大、力度強、效率高：
廣東省壓縮了粗鋼產能1700萬噸而換取了產能1000萬噸的湛江鋼鐵基地項目，廣西和武鋼集團壓縮了粗鋼產能1070萬噸換取了產能1000萬噸的防城港鋼鐵基地項目。湛江鋼鐵項目2008年3月獲得國家發改委批準開展前期工作，到2010年底已經全部完成征地拆遷和3682萬立方米的土方挖填工作，2011年5月開工建設，到2014年初，投資32億元的國內最大球團廠已經建成投產，總投資696億元的一期工程預計2015年起陸續投產，達到年產鐵920萬噸、粗鋼1000萬噸、鋼材938萬噸的生產規模。
同樣是安賽樂米塔爾公司，與華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合資的華菱安賽樂米塔爾汽車板有限公司是中國名列前茅的高檔汽車板材生產基地，2008年雙方簽署合資建廠協議，2010年6月國家發改委批準通過，2011年與湖南婁底市政府簽署協議，2012年6月開工，2014年6月投產。投產當月筆者赴該公司考察時，該公司印籍總經理對中國的效率頗多贊譽。
印度鋼鐵工業擴產艱難，就是好不容易建成的已有產能，也經常受到飛來橫禍干擾而無法滿負荷運行，而且這些干擾往往來自其行政、司法體系，打著“反腐敗”和“法治”之類崇高旗號。
目前，由于原材料短缺，盡管市場上產品供不應求，但印度鋼鐵工業產能利用率只有80%，明顯低于其前幾年的產能利用率水平，但這種原材料短缺完全是印度司法體系人為制造的。因為印度向來是鐵礦資源大國，多年來鐵礦石出口量僅次于澳大利亞和巴西，本無原料短缺之虞。但自從2010年以來，印度最高法院以“打擊非法采礦”和“反腐敗”名義大面積頒布實施鐵礦石開采和出口禁令，終結了印度鐵礦石產業的黃金時代，導致印度鐵礦石生產和出口在牛市期間陡然連續大幅度下滑，全印幾乎所有鋼鐵企業都遭到意料之外的重大沖擊，生產因原料不足而受限，鐵礦石成本坐地起價暴漲。在國內市場需求旺盛的情況下，印度鋼鐵業產能利用率連續數年徘徊在80%左右。某些骨干企業受創更重，印度第三大鋼鐵企業京德勒西南鋼鐵公司在卡納塔克邦的維雅那格鋼廠產量2011年一度削減七成之多，其后產能利用率也不足八成，沒有回到印度最高法“反腐敗”之前的產能利用率高峰水平，印度全國幾乎所有骨干鋼鐵公司都不得不暫?；蛉∠顿Y擴產計劃。最糟糕的是，盡管莫迪滿懷振興“印度制造”的宏圖大計，但印度的聯邦制決定了他難以擺平企業擴產和基礎設施所面臨的征地爭端，獨立司法體制決定了他無法解決司法體系的胡作非為。
行文至此，惑之將出：既然印度鋼鐵工業本來就無力滿足國內需求，而且無法消除“加快經濟增長”和“保持貿易收支平衡”的矛盾，既然印度國內鋼鐵供求缺口拉大是其體制缺陷所致，那么，憑什么要求中國鋼鐵工業對抗客觀經濟規律為他們買單？我們的鋼鐵出口退稅本來完全符合世貿組織規則，我們的鋼鐵工業已經不是原來那種“兩高一資”產業的負面形象，真的有必要自我限制嗎？
由是推而廣之，無論是不同經濟目標相互沖突的矛盾，還是“反腐敗”之類正義旗號下的實際行動因其決策者考慮不周或執行者塞進太多私貨而損害了經濟貿易，這些現象都不僅僅存在于印度一國，而是存在于我們的其他很多貿易伙伴國內。對這類情況引起的貿易爭端，我們不宜繼續單方面自我限制，而應力求通過“一帶一路”規劃下的“政策溝通”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