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反傾銷案件32起，反補貼案件4起，保障措施1起，案件數量較去年同期下降30%；涉案金額35億美元，較去年同期下降了34%。此外，美國發起涉及中國產品的337調查有5起。

沈丹陽指出，上半年貿易摩擦呈現如下特點：案件數量和涉案金額總體出現下降。印度、歐亞經濟委員會等正集中調查處理去年對我發起的大量案件，上半年對我立案減少。我國我積極組織應對并加大交涉力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國外對華發起貿易救濟調查的勢頭。

G20國家是對我發起貿易救濟調查的主體。G20共對我發起調查30起，占案件總數的81%。美國以6起案件居首，拉美國家對我立案呈上升趨勢，共14起，占案件總數的38%，同比增長27%。

五金、化工、輕工產業是貿易摩擦多發領域。案件數量分別為16起、10起和8起。其中11起鋼鐵產品和制品案件最為突出，案件數量占比30%；涉案金額占比高達58%，這些涉案工業制成品的國內產能嚴重過剩，導致出口增長過快被設限。

高科技、高附加值出口產品遭遇設限呈增長態勢。近三年來光伏、輪胎等工業制成品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場連續遭遇貿易救濟調查后，涉及實用新型等專利糾紛的機電、輕工、醫藥等產品也頻繁遭遇美國337調查。

這表明，一方面世界經濟復蘇曲折艱難，一些經濟體和產業仍傾向于尋求傳統貿易救濟措施的保護；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穩步開展交涉和磋商，商協會和企業通過積極應訴的維權意識和能力也得到提高。此外，中國始終注重提升產品質量和附加值，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也發揮了較大正面效應。

沈丹陽表示，中國實施“一帶一路”和自貿區戰略也深度促進了區域經濟融合。當前各國都面臨著發展經濟的共同任務，希望有關方面審慎克制和規范使用貿易救濟措施，繼續加強政府間磋商交流，積極推動業界通過對話合作化解摩擦，實現互利共贏。

面對不斷增長的貿易摩擦，中國應如何應對？

“企業一定要積極應訴”，南開大學國際經濟法研究所所長程寶庫教授表示，“如果出口企業遭受反傾銷調查起訴后不應訴，就等同于承認存在傾銷，最終一定會敗訴。”按照WTO規則，企業敗訴就意味著要承受高額懲罰性關稅。勝訴則可以享受到較低的單獨稅率，甚至零稅率。因此組織起來集體應訴，爭取勝訴的機會，已成為越來越多中國企業的共識。

程教授認為，我國政府和相關中介機構要合理利用WTO規則。我國政府與相關產品業界協會應密切配合，努力在國外對華發起貿易救濟調查和采取貿易救濟措施時給予自身企業和產品更多的保護，對國外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積極應對，對國外即將采取的貿易救濟措施正確評估，以確保我國政府和出口企業在WTO規則下享有應有的權利。對于對華發起貿易救濟調查和采取最終措施排名靠前的國家和高頻行業，應予以重點防范和關注。如印度、美國和歐盟這三個國家占據了對華貿易救濟立案調查和采取最終措施的前三名。對于向這些國家出口產品的企業，應在出口產品之前就做好相關的預警工作，對企業產品在出口國國內同類產品的銷售情況和競爭者信息充分把握，以便被發起調查時積極應訴和舉證；又如貴金屬、化工業產品和機電設備這三個行業的產品在過去17年里被發起立案調查數占全部行業的54%，對于出口這些行業產品的相關企業應加強出口產品的成本核算工作，對出口產品定價合理。

同時中國企業應規范自身行為。在企業財務方面應遵守我國會計準則，不得在產品成本信息、銷售情況方面弄虛作假，并在成本核算等會計處理方面提前作出反傾銷導向。同時做好企業內部控制工作，在出口產品時加強反傾銷導向，做好應對國外發起貿易救濟調查的應對準備，以及在應訴反傾銷階段充分發揮會計信息的證據效力，確保企業在應對國外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中勝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