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產業也是我國重要的產業，2018年的到來鋼鐵產業又迎來怎樣的發展呢?據了解礦、鋼發展嚴重失衡，鋼鐵產業面臨雙向擠壓，具體的情況怎么樣呢?下面跟小編一起來了解吧。
我國鋼鐵產業鏈嚴重失衡，上游資源保障體系缺失和下游產能過剩的雙向擠壓使鋼鐵業面臨健康持續發展和產業經濟安全的雙重挑戰。
鋼鐵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為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在快速發展過程中也積累了突出矛盾和問題，影響到鋼鐵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及產業安全。中國工程院院士邵安林在近期舉辦的2017中國礦業全產業鏈大會上直言，我國鋼鐵產業鏈嚴重失衡，上游資源保障體系缺失和下游產能過剩的雙向擠壓使鋼鐵業面臨健康持續發展和產業經濟安全的雙重挑戰。
礦、鋼發展嚴重失衡
“礦、鋼發展不同步”被邵安林認為是鋼鐵產業鏈失衡的重要表現，換言之，即鋼鐵產能明顯過剩，自有鐵礦石產能卻嚴重不足。他提供了一組數據進一步佐證自己的觀點：從2000年到2016年，我國成品礦產量由1.05億噸增加到2.32億噸，遠低于鋼鐵產能的增速;而鐵礦石進口量卻由0.7億噸增加到10.2億噸，對外依存度直接由34%攀升到87.3%。
國際鐵礦石貿易呈現出高度壟斷局面。邵安林說：“淡水河谷、力拓集團、必和必拓三大礦業公司掌控著中國鐵礦石貿易量的70%。過去十年，由于高度壟斷，鐵礦石形成非市場化定價，巨額利潤流向國際礦業巨頭。中國作為世界第一鋼鐵大國和鐵礦石消費大國，卻沒有市場話語權。”
我國鋼鐵行業近十年的平均利潤率僅為1.6%，遠低于工業企業平均利潤率6.2%的水平，如果與上游國際礦業公司相比，更是天地之差。有分析稱，幾大礦業巨頭近十年的平均利潤率達到45.6%，是中國鋼企的29倍。僅2015年，三大礦業巨頭鐵礦石業務獲利就達1324億元，而我國77家大中型鋼鐵企業卻虧損645億元。
“整個產業鏈上，附加值低且產業鏈短的采礦環節幾乎吞噬了鋼鐵全產業鏈的利潤，導致我國鋼鐵行業全行業虧損。”邵安林認為這嚴重違背了市場價值規律。
隨著國家去產能效果的逐漸顯現，國內鋼鐵市場回暖，但國際礦價隨即跟漲，抵銷了國內鋼鐵去產能成果。邵安林感慨道，這是在幾大礦業巨頭大幅度擴產能、國內鋼鐵大力去產能、港口鐵礦石庫存大幅增加背景下出現的不合邏輯的結果，足以說明我們對整個產業鏈的掌控能力非常薄弱。
戰略規劃長期缺位
“不要把鋼鐵行業的問題都歸結于產能過剩，要從全產業鏈、從戰略層面分析和解決問題。”邵安林說。
事實上，我國鐵礦資源儲量豐富，探明儲量850億噸，居世界第四位，但遺憾的是，資源未及時有效開發，我國尚未構建起鋼鐵產業的鐵礦資源保障體系。究其原因，邵安林認為五個方面的因素難辭其咎：缺乏頂層設計、行業管理薄弱、產業集中度低、產業政策錯配、忽視全球資源布局。
長期以來，我國鋼鐵產業發展在國家和企業層面都缺乏戰略研究、系統規劃和產業監管。下游產業的供給嚴重過剩且供給結構不合理，上游的資源供給又常常處于失控狀態，內外兩種資源均沒有從戰略層面定位和掌控，甚至沒有賦予鐵礦業獨立的產業地位。
國內大部分鐵礦山企業隸屬于鋼鐵公司管理，而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產業去經營，在邵安林看來，這使得鐵礦山企業不能按照礦山特有的規律形成適應國際鐵礦石市場變化的能力，從而導致資源自給率不斷下降。
礦山產業集中度低也是長時間飽受詬病的問題。我國礦山企業數量雖多，但規模小，產業整體競爭力偏弱。不僅如此，與巴西、澳洲的資源相比，國內鐵礦資源賦存條件差，加工提純技術復雜，工藝流程長，同時，企業稅費負擔沉重，稅費負擔率平均高達20%以上，是巴西、澳大利亞的3~4倍。邵安林坦言，“明顯處于不公平競爭狀態”。
此外，我國境外資源布局處于明顯劣勢，日本、歐洲等貧鐵礦國家擁有境外權益礦比重均超過50%，我國境外權益礦比重不足10%，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國抗衡國際鐵礦貿易壟斷的能力。
急需構建資源保障體系
“當前，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的關鍵階段，鋼鐵工業的基礎支撐作用不可替代，其安全健康持續發展至關重要。”邵安林表示，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并堅守鋼鐵原料戰略安全底線，大力扶持鐵礦業發展，構建供給穩定、儲備充足、調控有力、運轉高效的資源保障體系，維護產業經濟安全。
這就要做到：增強開發國內資源的信心;加強頂層設計和政策扶持;提高國內資源產業集中度;提升行業整體技術水平;構建境外資源供應體系。
礦、鋼發展嚴重失衡 鋼鐵產業面臨雙向擠壓
“雖然國內資源稟賦先天不足，但通過近年來的科技進步，已實現重大突破。”邵安林說，“只要解決好技術、成本、行業管理和產業政策等問題，完全可以把自有礦山發展好，平抑進口礦價格。”
目前，國家產業政策與當前鐵礦石貿易地位不匹配。邵安林表示，“在芯片和石油產業方面，國家出臺了金融、稅收、戰略儲備等一系列大力度扶持政策，而對于對外依存度高達90%的鐵礦產業并未引起足夠重視，國家層面應制定資源保障戰略和鋼鐵產業政策”。
國內將采礦業劃分為第二產業，將礦產勘查劃為第三產業，在邵安林看來，這是不合適的。
“把礦業作為第二產業制約了礦業發展。按照聯合國制定的產業分類標準，礦業屬于基礎產業，國際上其他主要國家均將礦業劃為第一產業。我們應尊重礦業的特殊規律，按國際通用標準，將鐵礦業由第二產業劃歸第一產業，使國內礦山享受第一產業的政策條件。”
開發境外優質資源，對于穩定我國鐵礦石供應具有重要意義。邵安林表示，應充分融入“一帶一路”倡議，優先選擇鐵礦資源豐富、經濟發展迅速、市場需求旺盛的非洲、拉美、印度等國家或地區實現全球范圍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布局優化，緩解國內資源供給不足的矛盾。
我國鋼鐵產業鏈嚴重失衡，上游資源保障體系缺失和下游產能過剩的雙向擠壓使鋼鐵業面臨健康持續發展和產業經濟安全的雙重挑戰。
鋼鐵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為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在快速發展過程中也積累了突出矛盾和問題，影響到鋼鐵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及產業安全。中國工程院院士邵安林在近期舉辦的2017中國礦業全產業鏈大會上直言，我國鋼鐵產業鏈嚴重失衡，上游資源保障體系缺失和下游產能過剩的雙向擠壓使鋼鐵業面臨健康持續發展和產業經濟安全的雙重挑戰。
礦、鋼發展嚴重失衡
“礦、鋼發展不同步”被邵安林認為是鋼鐵產業鏈失衡的重要表現，換言之，即鋼鐵產能明顯過剩，自有鐵礦石產能卻嚴重不足。他提供了一組數據進一步佐證自己的觀點：從2000年到2016年，我國成品礦產量由1.05億噸增加到2.32億噸，遠低于鋼鐵產能的增速;而鐵礦石進口量卻由0.7億噸增加到10.2億噸，對外依存度直接由34%攀升到87.3%。
國際鐵礦石貿易呈現出高度壟斷局面。邵安林說：“淡水河谷、力拓集團、必和必拓三大礦業公司掌控著中國鐵礦石貿易量的70%。過去十年，由于高度壟斷，鐵礦石形成非市場化定價，巨額利潤流向國際礦業巨頭。中國作為世界第一鋼鐵大國和鐵礦石消費大國，卻沒有市場話語權。”
我國鋼鐵行業近十年的平均利潤率僅為1.6%，遠低于工業企業平均利潤率6.2%的水平，如果與上游國際礦業公司相比，更是天地之差。有分析稱，幾大礦業巨頭近十年的平均利潤率達到45.6%，是中國鋼企的29倍。僅2015年，三大礦業巨頭鐵礦石業務獲利就達1324億元，而我國77家大中型鋼鐵企業卻虧損645億元。
“整個產業鏈上，附加值低且產業鏈短的采礦環節幾乎吞噬了鋼鐵全產業鏈的利潤，導致我國鋼鐵行業全行業虧損。”邵安林認為這嚴重違背了市場價值規律。
隨著國家去產能效果的逐漸顯現，國內鋼鐵市場回暖，但國際礦價隨即跟漲，抵銷了國內鋼鐵去產能成果。邵安林感慨道，這是在幾大礦業巨頭大幅度擴產能、國內鋼鐵大力去產能、港口鐵礦石庫存大幅增加背景下出現的不合邏輯的結果，足以說明我們對整個產業鏈的掌控能力非常薄弱。
戰略規劃長期缺位
“不要把鋼鐵行業的問題都歸結于產能過剩，要從全產業鏈、從戰略層面分析和解決問題。”邵安林說。
事實上，我國鐵礦資源儲量豐富，探明儲量850億噸，居世界第四位，但遺憾的是，資源未及時有效開發，我國尚未構建起鋼鐵產業的鐵礦資源保障體系。究其原因，邵安林認為五個方面的因素難辭其咎：缺乏頂層設計、行業管理薄弱、產業集中度低、產業政策錯配、忽視全球資源布局。
長期以來，我國鋼鐵產業發展在國家和企業層面都缺乏戰略研究、系統規劃和產業監管。下游產業的供給嚴重過剩且供給結構不合理，上游的資源供給又常常處于失控狀態，內外兩種資源均沒有從戰略層面定位和掌控，甚至沒有賦予鐵礦業獨立的產業地位。
國內大部分鐵礦山企業隸屬于鋼鐵公司管理，而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產業去經營，在邵安林看來，這使得鐵礦山企業不能按照礦山特有的規律形成適應國際鐵礦石市場變化的能力，從而導致資源自給率不斷下降。
礦山產業集中度低也是長時間飽受詬病的問題。我國礦山企業數量雖多，但規模小，產業整體競爭力偏弱。不僅如此，與巴西、澳洲的資源相比，國內鐵礦資源賦存條件差，加工提純技術復雜，工藝流程長，同時，企業稅費負擔沉重，稅費負擔率平均高達20%以上，是巴西、澳大利亞的3~4倍。邵安林坦言，“明顯處于不公平競爭狀態”。
此外，我國境外資源布局處于明顯劣勢，日本、歐洲等貧鐵礦國家擁有境外權益礦比重均超過50%，我國境外權益礦比重不足10%，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國抗衡國際鐵礦貿易壟斷的能力。
急需構建資源保障體系
“當前，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的關鍵階段，鋼鐵工業的基礎支撐作用不可替代，其安全健康持續發展至關重要。”邵安林表示，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并堅守鋼鐵原料戰略安全底線，大力扶持鐵礦業發展，構建供給穩定、儲備充足、調控有力、運轉高效的資源保障體系，維護產業經濟安全。
這就要做到：增強開發國內資源的信心;加強頂層設計和政策扶持;提高國內資源產業集中度;提升行業整體技術水平;構建境外資源供應體系。
礦、鋼發展嚴重失衡 鋼鐵產業面臨雙向擠壓
“雖然國內資源稟賦先天不足，但通過近年來的科技進步，已實現重大突破。”邵安林說，“只要解決好技術、成本、行業管理和產業政策等問題，完全可以把自有礦山發展好，平抑進口礦價格。”
目前，國家產業政策與當前鐵礦石貿易地位不匹配。邵安林表示，“在芯片和石油產業方面，國家出臺了金融、稅收、戰略儲備等一系列大力度扶持政策，而對于對外依存度高達90%的鐵礦產業并未引起足夠重視，國家層面應制定資源保障戰略和鋼鐵產業政策”。
國內將采礦業劃分為第二產業，將礦產勘查劃為第三產業，在邵安林看來，這是不合適的。
“把礦業作為第二產業制約了礦業發展。按照聯合國制定的產業分類標準，礦業屬于基礎產業，國際上其他主要國家均將礦業劃為第一產業。我們應尊重礦業的特殊規律，按國際通用標準，將鐵礦業由第二產業劃歸第一產業，使國內礦山享受第一產業的政策條件。”
開發境外優質資源，對于穩定我國鐵礦石供應具有重要意義。邵安林表示，應充分融入“一帶一路”倡議，優先選擇鐵礦資源豐富、經濟發展迅速、市場需求旺盛的非洲、拉美、印度等國家或地區實現全球范圍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布局優化，緩解國內資源供給不足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