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截至目前，已有河南、云南、福建、四川、重慶、陜西、河北等15省份推出重點項目投資計劃，2020年度投資規模超6萬億元，其中同步公布總投資規模的9個省份，總額超過24萬億元。
僅9個省份，總投資規模就超過24萬億，全國總投資規模可能超出想象。在意外沖擊面前，基建發力，無疑將會有效穩定經濟。
眾所周知，投資、消費、出口可謂經濟的“三駕馬車”。消費對應的是內需，出口對應的外需，當疫情擴散到全球，無論內需還是外需均受到影響，投資就成為穩經濟的重中之重。
這讓人想起2008年的“4萬億大投資”，還讓人想起隨后的房價上漲和物價新高，這一次有何不同？
其一，當時的“4萬億大投資”，伴隨著貨幣的空前寬松，刺激是全方位的，而這一次貨幣政策仍舊相對謹慎。
十多年前，廣義貨幣總量M2增速達到了兩位數，2009年年中更是創下了29%的記錄。兩位數的貨幣增速，自然會對包括房價、物價在內的所有行業帶來明顯影響。
十多年后的今天，情況已經有所不同。
2020年1月，雖然M2突破200萬億，創下歷史新高。但M2增速已經萎縮到8.4%，與名義GDP增速基本相當。
同時，在當時，央行進行了多輪降準降息。
僅2008年下半年，短短幾個月時間，貸款基準利率就從7.74%下降到5.94%，累計降息180個基點，影響遍及實體經濟和樓市。
而這一次，借助LPR利率改革，實體利率與樓市利率分離，非對稱降息和小規模降息成為主流。
從去年到現在，實體利率(1年期LPR)下降4次，累計下降26個基點，而樓市利率(5年期LPR)僅僅下調2次，累計下降10個基點。(參閱《3月1日開始!房貸利率大調整來了》)
可見，無論是貨幣寬松力度還是信貸寬松力度，均非當年可比。
其二，24萬億看起來很多，但多數都是未來幾年的正常投資。當初的4萬億，則是計劃外的投資。
2008年的“4萬億”，是計劃外的投資，加上撬動的地方投資計劃，總額可能超過10萬億，而當時的GDP只有30萬億左右，不到當前的1/3。
這一次的基建投資，多數都在各地的投資計劃之內，不過在疫情影響之下有所加強，一些地方加快了推進速度，一些投資項目為提前到2020年開工。
根據媒體報道，2017年各省份的總投資計劃就高達40萬億，這些投資均為常規投資，不是一年就能完成。
更關鍵的是，當時基建投資增速接近20%，遠遠超過GDP增速。而2019年的基建投資增速已經滑落到3.8%，明顯低于GDP增速，早非同日可語。
其三，當初的“四萬億”，多以傳統基建為主。這一次，新基建和民生基建的重要性前所未有之突出。
所謂傳統基建，指的是以鐵路、公路、水利和市政管網為代表的傳統基建，這是以鋼鐵、水泥為主體的投資建設。
新基建，指的是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智慧城市等領域的投資，著眼的是未來的產業布局，為城市打造智能革命時代的基礎設施。
民生領域的投資，指的是養老、教育、醫療等公共領域建設，對應的是這次意外沖擊暴露的公共建設短板，許多城市的醫療資源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充裕，醫療補短板迫在眉睫。
這就是不同之處。
要知道，10多年前，高鐵建設剛剛起步，高速公路等短板有待彌補，大量中西部省份基礎設施相對匱乏。
10年多今后的今天，我們看到，就連身處大山之中的貴州省已經全部通了高速公路，作為南方邊陲的廣西省高鐵總里程一度超過廣東，作為旅游重鎮但交通不暢的云南已有15座民用機場，交通短板不復存在。
事實上，大多數東部沿海省份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基本上已經完成，小修小補取代了大拆大建，而經過10多年的推進，中西部的基建空間也在不斷萎縮。
未來，傳統基建對經濟的刺激作用越來越有限，新基建和民生基建有必要提上日程。
其四，錢從哪里來？仍是關鍵中的關鍵。
必須明白一點，任何投資都需要錢，而錢不會憑空而來，基建投資尤其如此。
這些錢，要么來自于財政，要么來自民間投資，要么來源于債務。
顯然，財政空間有限，目前財政收入增速已經下滑到3.8%，創下新低。而以城投債、專項債為代表的債務雖是主流，但也面臨城市債務居高不下的局面，這些債務一旦持續累計，很容易帶來金融風險。
如今，我國的宏觀杠桿率(整體債務/GDP)已經超過250%，而10多年前不到150%，加杠桿的空間越來越小。
任何投資，都必須考慮回報率。
與改革開放初期不同，當時，“要想富，先修路”的標語一度流傳于大江南北，基建投資不僅是民生建設的必須，對經濟起到事半功倍之效，而且是有利可圖的投資項目，如今無數高速公路已經賺得盆滿缽滿。
如今，投資回報率出現明顯下滑。畢竟，大量基礎設施建設已經接近完成，社會緊缺的基建短板不復存在，而新一輪基建側重的中西部地區和三四線城市，投資回報率明顯不及東部沿海。
所以，這就帶來兩面性：一方面我們需要刺激基建以穩定經濟、補充建設短板，另一方面則要謹防基建背后的債務，防范金融風險。
所以，這幾次的高層會議，都明確提出“發揮好有效投資關鍵作用”。有效投資，是關鍵中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