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計劃出臺的救市“17條”新政部分內容為：繼續減免原20條的礦山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和煤礦轉產發展資金，減半收取煤炭交易服務費，暫停協議方式配置煤炭資源，暫停審批露天煤礦，煤炭資源稅由從量計征改為從價計征等。

內蒙古自治區顧不得給人留下“政府強力干預經濟”的口實，赤膊上陣，擬建立東部區煤炭銷售聯動機制，堅持同區域、同煤種、同市場、同價格的統一銷售原則，阻止煤價過快下跌。

福建省也加入了救市大軍。其新政內容包括：將嚴格煤礦安全準入門檻，嚴格新建、擴建煤礦準入標準。停止核準新建低于30萬噸/年、擴建低于9萬噸/年的煤礦建設項目，在2015年底前淘汰年產6萬噸以下的煤礦，2018年底前淘汰年產9萬噸以下的煤礦。

救市有效果嗎？

根據大商所煤炭期貨行情，焦煤價格由去年12月的每噸1080多元一路下跌，最低跌到今年3月份的784元，近期一直820元附近徘徊，沒有走好的跡象。近日，中煤集團下調了動力煤價格，作為煤炭市場的風向標，這意味著其他煤企也將跟跌。各地煤炭救市新政效果乏善可陳。

盤點各地煤炭新政，多數措施集中在減免稅費、干預市場、維護價格三個方面。這些措施雖然能某種程度上減少煤炭企業的痛苦，但對煤炭市場的走勢沒有多大影響，因為造成煤炭市場低迷的主要原因是供需嚴重失衡，只有大力壓縮產能，才能促使煤炭價格下跌的勢頭發生根本性扭轉。

但是各地的煤炭新政——無論是減免稅費還是干預市場——在壓縮產能方面著力不足，甚至減免稅費的政策某種程度上刺激了這些地區煤企生產積極性，進一步加深煤炭供過于求的狀況。譬如山西為減輕企業負擔，減免了礦山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和煤礦轉產發展資金，這會減弱煤炭企業壓縮產能和轉產發展的決心。事實上，越是在過剩的情況下，越應該維持甚至加大礦山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和煤礦轉產發展資金征收的力度，以加快落后產能的退出。山西的勁兒用反了。

煤炭需求方面，近日發改委、能源局和環保部三部門聯合發布《能源行業加強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要求2017年煤炭消費比重將降至65%以下，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力爭實現煤炭消費總量負增長，其中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和山東省凈消減煤炭消費量較2013年實際消費量分別減少57%、19%、13%和5%。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將倒逼傳統煤炭業轉型升級。天然氣、核能、水電、風電等清潔能源將取代部分火力發電的需求。而中國經濟轉型，能源結構調整將維持一段較長的時間，市場對煤炭等工業品的需求逐步降低將是大概率事件。在這種情況下，煤炭救市頗有“逆結構調整而動”的味道。

各地不遺余力地幫助煤炭企業苦苦支撐，除了源于就業和財政壓力，還與心存僥幸有關——在煤炭市場整體不景氣的情況下，希望通過地方政府救助，使本地企業在競爭中占據有利的位置。但問題是，如果各地都這么想，都這么做，則效果等于零。

大家都救，你不救，你的企業先死；各地都救，效力彼此抵消，白白拉長了煤炭市場調整的時間，大家都不能及時“超生”。救與不救之間，地方政府角色頗為尷尬。

本屆政府旗幟鮮明地提出，市場能做的就讓市場去做。地方煤炭救市政策的出臺，不僅違背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本原則，而且也與國家層面的空氣清潔要求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