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舉措，與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央政府所采取的四萬億刺激政策大相徑庭，2015年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首度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更加注重供給側改革，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埋下伏筆
春節前夕，國務院《關于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和《關于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接連下發。位列2016年經濟工作之首的去產能大幕正式拉開。
這場新世紀以來最大規模的去產能行動，或將壓減煤炭產能10億噸，鋼鐵產能2億噸，安置職工以百萬計。動靜之大，影響之深，幾可比肩上世紀末的國企改革。
此前，《財經》記者前往山西太原，近距離記錄這一政策出爐的臺前幕后。2016年1月4日，新年伊始的第一個工作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攜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楊晶，及包括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內的中央部門20位部級高官，奔赴山西，實地考察煤炭、鋼鐵兩大行業的運行情況，并主持召開多省主官、煤鋼企業負責人的去產能座談會，做最后的政策準備。
2014年和2015年兩年間，國內外需求不振，中國房地產投資深度下滑，包括石油、煤炭、鋼鐵在內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一落千丈。其中，2015年價格的腰斬，將煤炭、鋼鐵兩大行業推向了全行業虧損的境地。之前改革力度不夠、冗員過多的短板水落石出，企業受困、職工受苦。同時，不當舉債推高了金融穩定性風險，危及宏觀經濟穩定。李克強在座談會上指出，我國是石油的凈進口國，談不上過剩，目前過剩較為嚴重的就是鋼鐵和煤炭兩個行業。
兵車未動，糧草先行。1月22日，財政部發布《關于征收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資金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稱，為支持工業企業結構調整，經國務院批準，從2016年1月1日起，開始征收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資金。專項資金全額上繳中央國庫，納入一般公共預算管理。1月4日下午，李克強在主持前述座談會時透露，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決定，在化解過剩產能期間，中央財政每年支出1000億元，以幫助煤炭鋼鐵等行業渡過難關。據《財經》記者了解，該項資金將主要用于煤炭、鋼鐵行業退出企業的職工安置。
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2016年度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分別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中國宏觀調控的思路亦隨2013年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的轉變而繼續深化。此前，上屆政府以四萬億為代表的注重需求側管理的宏觀政策一直占據主流之位，而2016年五大經濟工作的部署表明，供需兩側的管理已然取而代之。2013年以來，本屆政府一直在推行結構性改革，直至2015年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度提出供給側改革概念，引發市場高度關注。經濟下行大背景下，讓市場出清，終于成為決策層、企業、學界的共識。
座談會上，河北省長張慶偉表態道：我省將緊緊抓住處置“僵尸企業”這個“牛鼻子”，進一步加大鋼鐵企業兼并重組、產品提檔，帶動全省經濟提質增效升級。
市場出清，似曾相識。上世紀末，因應亞洲金融危機和國企三年解困改革，諸多國企退出市場，大批國企職工下崗分流，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持續31個月同比下滑。不同的是，本輪通縮時間更久，至2016年1月，PPI業已持續46個月同比下滑，支持經濟增長V型或W型反轉的聲音漸弱，認為經濟增長L型痛苦加劇的聲音漸強。中信信托一位專司煤炭產業整合的人士表示，上一輪通縮之后，大批東北煤炭技術工人成建制南下，加入WTO之后的煤炭價格井噴，令他們衣食無憂，“但現在是整個行業的崩塌，他們無處可去”。
接近國務院的人士表示，煤炭鋼鐵兩大行業里，前者問題更為復雜難解，這是座談會選擇在山西召開的原因，“如果鋼鐵行業更為難解，會議就會在河北召開”。相對而言，鋼鐵廠距離市區較近，職工再就業崗位較多；而煤礦則遠在山溝，與世隔絕，煤礦一旦退出市場，員工及其家屬的安置就成為難題。
盡管李克強在1月4日的座談會上明確表示“更多采取市場的辦法”，但無論會中還是會后，因應過往煤鋼國企的體制慣性，建議中央政府更多采取計劃經濟辦法的聲音亦很響亮。地方政府、行業協會、煤鋼國企、金融機構各抒己見，展開了新一輪圍繞煤鋼過剩產能的博弈。而無論采取何種手段，太原鋼鐵公司董事長李曉波對《財經》記者坦承，煤鋼過剩產能累積的經濟、社會成本已經形成，解決過程中的代價和陣痛不可避免。
在李克強總理離開太原之后，《財經》記者再赴山西，采訪這個資源大省煤炭、鋼鐵兩大支柱產業的現狀，特別是僵尸企業的癥結所在，以詳解這場巨大陣痛的來龍去脈。
僵尸拖累
從省會太原向南，經行京昆高速公路和祁臨高速公路200公里，為靈石縣南關鎮余家溝村，山西焦煤集團下屬的汾西礦業集團南關煤業公司坐落于此。
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山西最大國企、焦煤集團董事長武華太透露，集團礦井之中，噸煤成本不一，高者600元，低者200元。南關煤業的噸煤成本就是前者。南關煤業2015年全年銷售48萬噸，噸煤平均銷售價格385元，錄得1.84億元收入，虧損0.99億元。
南關煤業余家溝礦井產出的焦煤屬于精品煤范疇，煉鋼必須的焦含量極高，卻又低硫、低灰分，在市場上從來不愁銷路。
但是，南關煤業的噸煤成本并不僅僅取決于供需。這家企業的經理趙鴻明介紹說，余家溝礦井地質條件很差，地層構造變化多，礦井坡度大，成本自然上升。更要命的則是冗員。目前，南關煤業擁有超過1600名員工。而國內外年產千萬噸的先進礦井，員工規模不過一兩千人，人數與南關煤業仿佛，效率之差，在20倍以上。
冗員過多的遠不止山西焦煤。1月4日上午，李克強到太原鋼鐵公司視察，《財經》記者跟隨前往。李克強問起員工人數，太鋼董事長李曉波回答道：總理，我千萬噸鋼，5萬人，實際上只需要2萬人就夠了。李克強追問：國際標準千萬噸鋼1萬人。李曉波說：太鋼還有一個礦山，多占了1萬人。
2011年5月，受四萬億強刺激拉動，山西噸煤綜合售價達到歷史高點656元，南關煤業生產的優質焦煤價格更高，達1264元（含稅價為1480元）。但是，其后煤價一路下行，2013年，南關煤業開始虧損。趙鴻明證實，南關煤業當下的資產負債率高達180%，企業已不能“自主呼吸”。
國企體制下，子公司不能自主呼吸，母公司極少做“減法”，而是把包袱接過去。南關煤業財務部負責人表示，盡管公司資產僅為11億元，但已經向集團借款15億元之巨。另外，2014年煤價腰斬之后，余家溝礦做了“減法”，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使生產和生活區分開，礦上不再包辦職工及其家屬（含退休職工及其家屬）總計1.6萬人的吃喝拉撒睡。問題是，南關煤業甩出的“包袱”，被上級單位、山西焦煤汾西礦業集團全員接收，城頭變幻大王旗，大鍋飯只是更名而已。
整個集團一盤棋，以豐補歉，是山西煤鋼國企長期以來的手法。1月5日上午，《財經》記者隨李克強總理前往歷史悠久的山西焦煤西山礦業集團官地礦。該礦一位管理層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官地礦2015年售出430萬噸煤，每噸煤虧損200元，全年虧損8.6億元。2015年底，礦上開會，保證2016年可以開6個-8個月的工資，也就是說，井下產煤工人每月6000元-8000元的工資（井上工人工資僅為2000元左右），需要打對折。“現在是好礦井養著我們，官地礦光景好的時候，也是這樣養著兄弟礦井。”
延續數十年的大鍋飯體制，在相當程度上固化了煤鋼國企職工的思維。一位煤企中層管理者表示，他將剛剛大學畢業的90后兒子安排進了自己所處的礦井工作。面對收入預期的質疑，這位中層管理者回應道：這是國家正式工。
據《財經》記者了解，近些年來，煤價高漲時期，一些煤炭國企收購了一些火電廠，如今也被用來以豐補歉。盡管煤炭集團下屬火電廠職工對比電力行業工資后牢騷滿腹，但不得不和集團一起吃大鍋飯。
南關煤業管理層多位人士承認，無法自主呼吸的南關煤業，名為子公司，實則淪為集團的生產車間，產煤由集團統一銷售，經營性資金（每月40萬元）、工資、社保、稅款也統一由集團撥付。其中，從去年夏天開始，社保開始緩繳，集團安撫南關煤業說，2016年下半年價格如果好轉，會有新安排。
問題是，價格崩塌之勢仍在持續，集團也開始變得無力。山西焦煤財務總監王為民告訴《財經》記者，2015年集團總現金流（總現金流=經營性現金流+投資現金流+融資現金流）為正，但經營性現金流已經為負，約10億元。南關煤業財務部負責人表示，最近三個月來，南關煤業每月40萬元的經營性資金已經斷炊。
多位山西業內人士透露，幾近絕望的形勢下，一些煤企寧可虧損，也要拼命挖煤。一家大型金融機構專司煤炭業務的高管表示，和其他工業企業不同，煤炭企業前期投資大，投產后則是“挖一鍬煤就有一鍬的現金流”。
這一絕望之舉，令產能更為過剩。根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的統計，全國煤炭需求僅為40億噸，但產能高達50億噸。業內人士估計，如果加上這種拼命挖掘的產能和漏統的產能，全國煤炭產能約在53.7億噸。山西一家大型煤企董事長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也表示，他不得不去收購拼命挖煤的企業，以求穩定煤炭價格。
一位業內資深人士表示，一條路是減員增效，輕裝上陣，轉型升級；另一條路是負重前行，惡性循環。他表示，過去數年間，山西煤企一直在第二條路、也就是泥潭中越陷越深。
擁有數百億煤炭企業股權的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也開始擔憂。從2012年起，這家從不良資產處置起家的央企開始密切關注其參股煤企的情況。28家參股企業中，信達選取了17家規模較大的企業展開統計：資產負債率平均為72%，最高達85%；金融負債總額7000億元，2015年1月-9月財務費用215億元。14家虧損，13家現金流難以覆蓋銀行利息，6家經營性現金流為負。
信達股權交易部總經理酒正超解釋說，現金流分三種情況：一、還本付息無問題，健康；二、還不了本，付息沒問題，銀行借新還舊；三、現金流難以覆蓋利息，煤企之后舉借更大債務，也就是龐氏融資。17家企業中，13家進入龐氏融資范疇，“我們作為股東，非常擔心”。
信達擔心如果行業價格沒有扭轉，國家政策沒有到位，一兩家大企業崩盤，就會引發金融系統全面抽貸，系統性風險就會變為現實。
這一風險，從山西省長李小鵬1月4日在前述座談會上的匯報中可見一斑：2015年11月，全省噸煤綜合售價降至226元，同比下跌108元，下降32.4%，與2011年高點相比，下跌430元，下降65.6%，企業庫存居高不下、應收賬款增加、負債率高企。
座談會上，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第一個發言，他痛陳2011年以來煤價的斷崖式下跌，“2015年11月又比10月每噸下降17.97元，全省煤炭產量9.76億噸，大數10億噸，煤價下降10元，全省100多億元就沒有了”。從2011年5月至2015年11月，山西煤炭每噸下降了430.1元。
錯失良機
回溯過往，無論是山西焦煤等五大山西煤企，還是山西政府，均曾遇到減員增效良機，但計劃體制的慣性，卻讓這些良機一一錯過。
2003年，有著悠久歷史的南關煤礦資源枯竭，資不抵債，不得不政策性破產。破產之后，負債不必再理會，手頭又多出了一大筆職工安置資金，本是南關煤礦退出市場的良機，但是，汾西礦業集團選擇了疑似破產逃債的另一條路。
2005年2月26日，汾西礦業集團紫金煤業公司正式掛牌成立，新勘探出的余家溝礦井井田面積38.67平方公里，地質儲量7077萬噸，礦井核定生產能力140萬噸/年，煤種為1/3焦煤，污染少、熱量高。公司在2012年3月，被國土資源部授予國家級綠色礦山稱號。
直到2014年10月，由于采礦證無法更換，不得不改回“南關”這一名字。為與政策性破產的南關煤礦有所“區別”，公司改稱“南關煤業”。
《財經》記者了解到，南關煤業成立11年來，資產負債率從未低于110%。
計劃體制慣性遠不止此。1999年，國企三年解困接近尾聲，大量國企拖欠債務導致的天量銀行壞賬被剝離，新成立的專司不良資產處置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接手。其中，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成為處置煤企不良資產的主力。
彼時，諸多山西煤企無力償還銀行貸款，信達接手之后，與山西、安徽、河北等省政府達成一致：債轉股。將信達在各煤企的股權相加，信達一躍成為中國“最大的煤老板”。若以2000年-2001年的談判價格執行當時的債轉股方案，信達也將成為山西各大煤企的控股股東。
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信達資產管理公司股權交易部總經理酒正超表示，當時國家有明確政策，剝離債轉股煤企的社會性負擔，但是，只有極少數企業的社會剝離到了位。
那一輪煤企社會性負擔的剝離工作進展受阻，除了國企不愿減員增效，還與宏觀經濟轉暖直接相關。2001年，中國加入WTO，世界工廠的產能開始加速釋放，煤價不斷上揚，全國各地債轉股煤企乃至地方政府覺得利益受損，認為以2000年-2001年的低價債轉股，是信達占了便宜。因此，安徽、河北、山西等方面沒有與信達就部分債轉股公司的注冊達成一致。
問題是，從1999年起，由于債務已經轉為股權，相關煤企已經不再支付相應債務利息，節省了巨額財務費用；反觀信達，則不得不吞下這一苦果。
地方政府同時向中央政府展開斡旋，希望中央政府允許地方以采礦權作價補充資本金，獲得首肯。2005年5月9日，財政部、國土資源部聯合發布的《關于國有企業實施債轉股過程中采礦權價款處置問題的函》（財辦建[2005]69號）明確：國有企業采礦權價款如經特別批準轉增為國家資本金，轉增的資本金由現采礦權持有人的國有出資人持有。僅以山西為例，2005年，在延宕六年之后，山西方面與信達終于簽署債轉股協議，獲得采礦權注入的山西煤企成功奪回“控股權”，信達在多家煤企降為“二股東”。
彼時，煤價仍在加速上行，山西焦煤西山礦業集團一位人士以暴利形容當時的狀況，而剝離社會性負擔、減員增效之說，更加無人提起。這一情形，并非山西所獨有。山東省長郭樹清在前述座談會上談到，前些年，在市場行情好的情況下，我省大多數鋼鐵、煤炭企業沒有抓住有利時機進行產品、技術、工藝等方面轉型升級，已然習慣于過去的路徑依賴，上項目、擴規模，形成低水平重復建設，以至于陷入產品雷同、市場銷路不暢的困境。
2005年之后，由于國家出臺新的采礦權有償使用政策，造成山西等方面煤炭國企的出資虛置，2005年達成的債轉股協議始終未能實質落地。此番李克強視察山西期間，山西方面亦曾當面向某中央部委領導爭取政策性支持。只是，時光荏苒，原本應該剝離的社會性負擔，已經以更沉重的方式襲來。
“如果當時剝離了不合理的社會性負擔，煤企輕裝上陣，在資本市場上的估值自會不同。即使煤價暴跌，也不會有今日之困難。”中信信托人士說。
除了疑似假破產真逃債、債轉股打擂臺，山西方面2009年主導的煤炭行業“國進民退”，也埋下了造成今日困局的因子。
2009年前的數年，煤礦安全事故頻發，社會輿論頗多不滿。考慮到小煤礦安全生產投資不足，山西省政府命令山西焦煤等五大國資煤企，分區域收購安全生產不力的礦井。除了部分規模較大、設備先進、安全生產得力的民資礦井，其他礦井被大規模并購，引發輿論嘩然。2010年初，時任山西省副省長陳川平（后因腐敗落馬）親自赴京，向包括《財經》在內的媒體解釋所謂“國進民退”的初衷與成果。
事后看來，彼時不情愿的民資恰在高位退出，而國資在高位接盤。本來社會性負擔就很沉重的國企，平添新包袱。
2016年1月4日，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巴特爾在匯報時表示，盡管產能過剩，但內蒙古過剩產能的企業中，基本為民企，它們也不找政府要什么支持，內蒙古不存在這方面的壓力。
內蒙古一家民營鋼企財務總監告訴《財經》記者，在去年初減員四分之一之后，今年初企業再行減員三分之一，總成本也同比下降了30%。期間，企業無需政府補貼一分錢。
反觀煤鋼國企，連續錯失良機，除了打鐵自身不夠硬，亦有外部環境驟寒驟暖的原因。多位山西煤鋼企業人士告訴《財經》記者，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從市場角度，煤鋼去產能大幕已經拉開，價格本該逐步下行，但四萬億政策一出，價格V型反彈，漲幅更勝往昔，給企業傳遞了錯誤的價格信號，郭樹清所言的“上項目、擴規模”風靡全國。“如果沒有四萬億，價格的崩塌，也不會來得如此兇猛，正所謂爬得越高，摔得越慘。”中信信托人士說。
保護價不可行
面對這一復雜局面，李克強在1月4日的座談會上不止一次鼓勵發言的四位省長（山西、河北、內蒙古、山東）、多位煤鋼企業負責人和行業協會負責人，有什么話都可以講，有什么建議都可以提。
山西省長李小鵬建議，國家建立最低保護價制度，由國家出臺不同煤種最低保護價，各級政府監管執行；由行業協會牽頭，建立全國性的分煤種價格協商機制，遏制無序惡性競爭。這一倡議，得到坐在另一邊的煤炭工業協會會長王顯政的部分贊同，這位曾經擔任過山西省副省長（分管煤炭）、國家安監總局副局長的高官稱，煤企企業集中度不夠，行業協會的價格協商機制，也就是指導價，很難落實。據《財經》記者了解，中國最大煤炭生產企業神華集團，2015年產量也僅占全國產量的十分之一，而山西焦煤的焦煤產量，僅占全國焦煤產量的八分之一。
根據煤炭工業協會的測算，保護價定在350元左右為宜，這主要考慮到了目前全國綜合噸煤成本在270元-320元之間，以微利保證煤炭行業不崩塌。其法理基礎是：國家發改委可以框定油價，為何不能保護煤價？
問題是，一家金融機構負責人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質疑道：如果照此執行，靜態來看，過剩產能將不存在。同時，如果煤價可以政府決定，則社會上所有價格，均可由政府決定。
擁有北大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李克強總理在座談會上當場表達了不同意見，他說：我們在搞市場經濟，不是在搞計劃經濟。過去有過國有重點企業保護價，那是國務院以國有出資人角度立的項，讓民企執行這個價格，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國外價格是行業自律，政府不定價。
會后，他對找他申辯的王顯政說：煤炭工業協會可以召集行業企業研究，是否可以搞一個指導價？
除了價格，部分煤鋼國企還希望在去產能過程中通過技術改造“等量置換”，多位山西煤鋼國企管理層人士對《財經》記者表達了這一觀點。但李克強態度鮮明，他在座談會上說，我不反對技術改造，但不能以這個名義來擴大產能。我到鋼廠去看，原先2000萬噸產能，現在4000萬噸，產能倒上去了。
他加重語氣說，原則上停止核準備案新增的煤炭產能項目，堅決停止以任何形式備案的新增鋼鐵項目。李克強叮囑與會的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和國家能源局局長努爾·白克力：衛星遙感我看得見，國土資源部和國家能源局要查。
一個月后，于春節之前下發的煤鋼去產能文件，出現了“確需置換的，一律實行減量置換”的字樣。
中信信托一名與多位山西煤炭國企負責人、民資煤老板相熟的人士表示，保護價和等量置換之策，表明山西煤企計劃經濟觀念仍然深重，一些煤炭國企還提出了包括資本金注入等措施，“總之就是千方百計不減員”。
但是，無論地方政府，還是煤鋼國企負責人，均已意識到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仍處跌勢之中，全球已經形成大市場，如果保護價無法落地，就只有去產能一途。
山西焦煤董事長武華太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透露，焦煤當下46座未建成和剛建成未投產礦井，總計5800萬噸產能，全部下馬，“我們止虧”。
與其他工業企業不同，煤炭企業先期投資巨大，動輒數以十億元計，而后期投資極少。礦井一旦建成，如果數年不開采，地應力將摧毀一切，再也無法復產。此時下馬未投產礦井，意味著全部投資打了水漂。
但是，下馬未投產礦井仍然不算最大的難題。正是因為未投產，也就不存在最頭疼的職工安置問題。山西某煤炭國企負責人告訴《財經》記者，該集團計劃關閉7家僵尸企業，減員增效，但希望國家能夠給些政策。
關于職工安置，李小鵬代表山西向中央政府求助：制定關閉國有煤礦人員分流安置政策，出臺提前退休退養政策，實施煤炭職工創業扶持政策。據《財經》記者了解，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制定的職工安置方案中，費用高達2500億元，目前500萬煤炭行業員工，計劃有多達百萬人等待安置。
李克強回應道，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決定，在化解過剩產能期間，中央財政每年支出1000億元，以幫助煤炭鋼鐵等行業渡過難關。據《財經》記者了解，該項支出，主要用于煤鋼企業的職工安置。
主要靠市場
1月4日上午，李克強專程參觀晉商博物館。在晉商博物館聽取介紹之時，李克強贊嘆道，當時的晉商善于“無中生有”。
李克強當天下午在座談會上的談話，與對晉商的稱贊遙相呼應：我當過生產隊長，5點就爬起來上山，天天不讓人閑著。后來農村改革，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都是自己的，糧食產量一下子就上來了。地方探索和創造始終是要尊重的。“我們8億多勞動力，一兩億有知識的人才，會創造出你想象不到的東西。”
他批評一些地區和行業，“因煤而生因鋼而生，計劃經濟思想觀念都沒完全轉過來。”
接近決策層的人士告訴《財經》記者，中央政府化解冗員的兜底之策，并非大包大攬。在山西視察期間，李克強不止一次表示，煤鋼解困還是要更多采取市場的辦法。換言之，只有市場失靈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才會考慮兜底。提前展開去產能工作的河北，為決策層提供了相應范例。
相對于煤炭去產能，受霧霾影響，河北境內的鋼鐵去產能先行一步。2013年9月，環保部代表國務院與河北簽署壓減產能責任書，實施“6643工程”，到2017年，壓減6000萬噸鋼鐵、6000萬噸水泥、4000萬噸煤和3600萬重量箱玻璃。在那之后，河北化解過剩產能步伐明顯加快。河北省長張慶偉在座談會上表示，2013年-2015年的三年間，河北分別壓減煉鐵產能586萬噸、1546.5萬噸和557萬噸，分別壓減煉鋼產能788萬噸、1500萬噸和630萬噸。同時，積極推進優勢產能“走出去”，目前河北在境外已投產和正在籌建的鋼鐵產能達到895萬噸。
李克強在河北鋼鐵公司董事長于勇與河北省長張慶偉匯報之后的連續追問，清晰地表明了決策層的立場。李克強問及河鋼的利潤，于勇回答：主業虧了40億元，其他利潤60億元，合計利潤20億元，現在整合為一個上市公司。李克強追問：主業就業多少？于勇答：11.7萬人。李克強問：上市公司呢？于勇答：5萬多人，4000多萬噸鋼。李克強說：（上市公司人員配比）比較合理了，不盈利主要是集團人員成本太高。
在張慶偉做完常規匯報之后，李克強專門追問下崗分流職工的數字和安置情況。張慶偉說，壓減產能之后，累計92萬職工受到影響（含鋼鐵、煤、鋁、礦山），河北通過培訓、轉崗等方式安置了大部分職工，只有12萬“釋放到社會上”，最終進入失業保險。
李克強在總結講話時稱贊河北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化解了數千萬噸過剩產能，特別是化解過程中，“中央給的補助也不多”，河鋼自己想辦法剝離安置自然減員，“并沒有大規模辭退工人推向社會”。
據《財經》記者了解，此前三年間，河北每壓減萬噸鋼鐵，中央財政獎勵30萬元。按產能與人員配比計算，落在人頭上的獎勵幾可忽略不計。
李克強說，煤炭大省內蒙古，首先是市場發揮作用；河鋼，在消化人的方面，從一定程度上也是市場發揮作用。“你們能用市場辦法解決的，盡量用市場解決。”
作為“中國最大的煤老板”，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在歲尾年初多次受邀，前往國家發改委等中央部委參加座談，關于化解過剩產能之策。信達將此前16年間債轉股過程中擱淺的“剝離壞蘋果方案”，再度擺上了決策層的案頭。
信達戰略發展部副總經理唐圣玉表示，金融危機爆發之時，美國傳統汽車業遭受重創，通用、福特、克萊斯勒三大車企均陷入困境，美國政府亦曾聯手私營機構（比如私募）救助三大車企，并在汽車業甩掉包袱之后套現退出，其中的部分投資，亦有數額不小的回報。最終美國政府付出總計93億美元的成本，但救助效果顯著，三大車企先后走出困境。
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信達股權交易部總經理酒正超表示，信達傾向于采用投行的辦法，剝離壞蘋果，令市場價格回升，好蘋果在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上的價值凸顯。“平時1塊錢的估值，放到資本市場上會變為4塊錢，即使政府付出了1塊錢的安置成本，資本市場上的收益也會讓安置成本得以回收。”
問題是，誰來確定過剩產能、僵尸企業的標準？是行政權力決定企業退出，還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深耕中國煤炭市場的信達發現，一家名為棗莊礦業的企業，在2008年的四萬億大潮之中，并不盲目推高企業負債率，時至今日，該企業資產負債率低到幾可忽略不計，生產經營狀況良好。信達遂展開與棗莊煤業的談判，希望兩家聯合成立一只私募基金，專司煤企重組并購。
1月4日的座談會上，多位煤鋼企業負責人談到，煤鋼行業工藝、環保、技術水準均已達國際先進水平，如果減員增效，企業效率不輸旁人，產能減下來、價格走上來，行業就會有生機。
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去產能工作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兼并重組為主，破產清算為輔。在避免社會動蕩的同時，更多采取市場的辦法，清退過剩產能，令煤鋼兩大支柱行業輕裝上陣，已是決策層的共識。
問題是，煤鋼兩大支柱產業，計劃經濟痕跡深重，目前又面對全球大市場，國外煤鋼企業有著很強的競爭力，各種因素交織之下，能否最終走出困境，實難斷言。
前述中信信托人士表示，考慮到上述因素，如果計算一個去產能函數，將計劃、市場各種力量作為變量加入其中，等號后面的答案，尚未可知。
春節前夕，國務院《關于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和《關于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接連下發。位列2016年經濟工作之首的去產能大幕正式拉開。
這場新世紀以來最大規模的去產能行動，或將壓減煤炭產能10億噸，鋼鐵產能2億噸，安置職工以百萬計。動靜之大，影響之深，幾可比肩上世紀末的國企改革。
此前，《財經》記者前往山西太原，近距離記錄這一政策出爐的臺前幕后。2016年1月4日，新年伊始的第一個工作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攜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楊晶，及包括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內的中央部門20位部級高官，奔赴山西，實地考察煤炭、鋼鐵兩大行業的運行情況，并主持召開多省主官、煤鋼企業負責人的去產能座談會，做最后的政策準備。
2014年和2015年兩年間，國內外需求不振，中國房地產投資深度下滑，包括石油、煤炭、鋼鐵在內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一落千丈。其中，2015年價格的腰斬，將煤炭、鋼鐵兩大行業推向了全行業虧損的境地。之前改革力度不夠、冗員過多的短板水落石出，企業受困、職工受苦。同時，不當舉債推高了金融穩定性風險，危及宏觀經濟穩定。李克強在座談會上指出，我國是石油的凈進口國，談不上過剩，目前過剩較為嚴重的就是鋼鐵和煤炭兩個行業。
兵車未動，糧草先行。1月22日，財政部發布《關于征收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資金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稱，為支持工業企業結構調整，經國務院批準，從2016年1月1日起，開始征收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資金。專項資金全額上繳中央國庫，納入一般公共預算管理。1月4日下午，李克強在主持前述座談會時透露，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決定，在化解過剩產能期間，中央財政每年支出1000億元，以幫助煤炭鋼鐵等行業渡過難關。據《財經》記者了解，該項資金將主要用于煤炭、鋼鐵行業退出企業的職工安置。
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2016年度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分別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中國宏觀調控的思路亦隨2013年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的轉變而繼續深化。此前，上屆政府以四萬億為代表的注重需求側管理的宏觀政策一直占據主流之位，而2016年五大經濟工作的部署表明，供需兩側的管理已然取而代之。2013年以來，本屆政府一直在推行結構性改革，直至2015年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度提出供給側改革概念，引發市場高度關注。經濟下行大背景下，讓市場出清，終于成為決策層、企業、學界的共識。
座談會上，河北省長張慶偉表態道：我省將緊緊抓住處置“僵尸企業”這個“牛鼻子”，進一步加大鋼鐵企業兼并重組、產品提檔，帶動全省經濟提質增效升級。
市場出清，似曾相識。上世紀末，因應亞洲金融危機和國企三年解困改革，諸多國企退出市場，大批國企職工下崗分流，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持續31個月同比下滑。不同的是，本輪通縮時間更久，至2016年1月，PPI業已持續46個月同比下滑，支持經濟增長V型或W型反轉的聲音漸弱，認為經濟增長L型痛苦加劇的聲音漸強。中信信托一位專司煤炭產業整合的人士表示，上一輪通縮之后，大批東北煤炭技術工人成建制南下，加入WTO之后的煤炭價格井噴，令他們衣食無憂，“但現在是整個行業的崩塌，他們無處可去”。
接近國務院的人士表示，煤炭鋼鐵兩大行業里，前者問題更為復雜難解，這是座談會選擇在山西召開的原因，“如果鋼鐵行業更為難解，會議就會在河北召開”。相對而言，鋼鐵廠距離市區較近，職工再就業崗位較多；而煤礦則遠在山溝，與世隔絕，煤礦一旦退出市場，員工及其家屬的安置就成為難題。
盡管李克強在1月4日的座談會上明確表示“更多采取市場的辦法”，但無論會中還是會后，因應過往煤鋼國企的體制慣性，建議中央政府更多采取計劃經濟辦法的聲音亦很響亮。地方政府、行業協會、煤鋼國企、金融機構各抒己見，展開了新一輪圍繞煤鋼過剩產能的博弈。而無論采取何種手段，太原鋼鐵公司董事長李曉波對《財經》記者坦承，煤鋼過剩產能累積的經濟、社會成本已經形成，解決過程中的代價和陣痛不可避免。
在李克強總理離開太原之后，《財經》記者再赴山西，采訪這個資源大省煤炭、鋼鐵兩大支柱產業的現狀，特別是僵尸企業的癥結所在，以詳解這場巨大陣痛的來龍去脈。
僵尸拖累
從省會太原向南，經行京昆高速公路和祁臨高速公路200公里，為靈石縣南關鎮余家溝村，山西焦煤集團下屬的汾西礦業集團南關煤業公司坐落于此。
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山西最大國企、焦煤集團董事長武華太透露，集團礦井之中，噸煤成本不一，高者600元，低者200元。南關煤業的噸煤成本就是前者。南關煤業2015年全年銷售48萬噸，噸煤平均銷售價格385元，錄得1.84億元收入，虧損0.99億元。
南關煤業余家溝礦井產出的焦煤屬于精品煤范疇，煉鋼必須的焦含量極高，卻又低硫、低灰分，在市場上從來不愁銷路。
但是，南關煤業的噸煤成本并不僅僅取決于供需。這家企業的經理趙鴻明介紹說，余家溝礦井地質條件很差，地層構造變化多，礦井坡度大，成本自然上升。更要命的則是冗員。目前，南關煤業擁有超過1600名員工。而國內外年產千萬噸的先進礦井，員工規模不過一兩千人，人數與南關煤業仿佛，效率之差，在20倍以上。
冗員過多的遠不止山西焦煤。1月4日上午，李克強到太原鋼鐵公司視察，《財經》記者跟隨前往。李克強問起員工人數，太鋼董事長李曉波回答道：總理，我千萬噸鋼，5萬人，實際上只需要2萬人就夠了。李克強追問：國際標準千萬噸鋼1萬人。李曉波說：太鋼還有一個礦山，多占了1萬人。
2011年5月，受四萬億強刺激拉動，山西噸煤綜合售價達到歷史高點656元，南關煤業生產的優質焦煤價格更高，達1264元（含稅價為1480元）。但是，其后煤價一路下行，2013年，南關煤業開始虧損。趙鴻明證實，南關煤業當下的資產負債率高達180%，企業已不能“自主呼吸”。
國企體制下，子公司不能自主呼吸，母公司極少做“減法”，而是把包袱接過去。南關煤業財務部負責人表示，盡管公司資產僅為11億元，但已經向集團借款15億元之巨。另外，2014年煤價腰斬之后，余家溝礦做了“減法”，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使生產和生活區分開，礦上不再包辦職工及其家屬（含退休職工及其家屬）總計1.6萬人的吃喝拉撒睡。問題是，南關煤業甩出的“包袱”，被上級單位、山西焦煤汾西礦業集團全員接收，城頭變幻大王旗，大鍋飯只是更名而已。
整個集團一盤棋，以豐補歉，是山西煤鋼國企長期以來的手法。1月5日上午，《財經》記者隨李克強總理前往歷史悠久的山西焦煤西山礦業集團官地礦。該礦一位管理層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官地礦2015年售出430萬噸煤，每噸煤虧損200元，全年虧損8.6億元。2015年底，礦上開會，保證2016年可以開6個-8個月的工資，也就是說，井下產煤工人每月6000元-8000元的工資（井上工人工資僅為2000元左右），需要打對折。“現在是好礦井養著我們，官地礦光景好的時候，也是這樣養著兄弟礦井。”
延續數十年的大鍋飯體制，在相當程度上固化了煤鋼國企職工的思維。一位煤企中層管理者表示，他將剛剛大學畢業的90后兒子安排進了自己所處的礦井工作。面對收入預期的質疑，這位中層管理者回應道：這是國家正式工。
據《財經》記者了解，近些年來，煤價高漲時期，一些煤炭國企收購了一些火電廠，如今也被用來以豐補歉。盡管煤炭集團下屬火電廠職工對比電力行業工資后牢騷滿腹，但不得不和集團一起吃大鍋飯。
南關煤業管理層多位人士承認，無法自主呼吸的南關煤業，名為子公司，實則淪為集團的生產車間，產煤由集團統一銷售，經營性資金（每月40萬元）、工資、社保、稅款也統一由集團撥付。其中，從去年夏天開始，社保開始緩繳，集團安撫南關煤業說，2016年下半年價格如果好轉，會有新安排。
問題是，價格崩塌之勢仍在持續，集團也開始變得無力。山西焦煤財務總監王為民告訴《財經》記者，2015年集團總現金流（總現金流=經營性現金流+投資現金流+融資現金流）為正，但經營性現金流已經為負，約10億元。南關煤業財務部負責人表示，最近三個月來，南關煤業每月40萬元的經營性資金已經斷炊。
多位山西業內人士透露，幾近絕望的形勢下，一些煤企寧可虧損，也要拼命挖煤。一家大型金融機構專司煤炭業務的高管表示，和其他工業企業不同，煤炭企業前期投資大，投產后則是“挖一鍬煤就有一鍬的現金流”。
這一絕望之舉，令產能更為過剩。根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的統計，全國煤炭需求僅為40億噸，但產能高達50億噸。業內人士估計，如果加上這種拼命挖掘的產能和漏統的產能，全國煤炭產能約在53.7億噸。山西一家大型煤企董事長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也表示，他不得不去收購拼命挖煤的企業，以求穩定煤炭價格。
一位業內資深人士表示，一條路是減員增效，輕裝上陣，轉型升級；另一條路是負重前行，惡性循環。他表示，過去數年間，山西煤企一直在第二條路、也就是泥潭中越陷越深。
擁有數百億煤炭企業股權的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也開始擔憂。從2012年起，這家從不良資產處置起家的央企開始密切關注其參股煤企的情況。28家參股企業中，信達選取了17家規模較大的企業展開統計：資產負債率平均為72%，最高達85%；金融負債總額7000億元，2015年1月-9月財務費用215億元。14家虧損，13家現金流難以覆蓋銀行利息，6家經營性現金流為負。
信達股權交易部總經理酒正超解釋說，現金流分三種情況：一、還本付息無問題，健康；二、還不了本，付息沒問題，銀行借新還舊；三、現金流難以覆蓋利息，煤企之后舉借更大債務，也就是龐氏融資。17家企業中，13家進入龐氏融資范疇，“我們作為股東，非常擔心”。
信達擔心如果行業價格沒有扭轉，國家政策沒有到位，一兩家大企業崩盤，就會引發金融系統全面抽貸，系統性風險就會變為現實。
這一風險，從山西省長李小鵬1月4日在前述座談會上的匯報中可見一斑：2015年11月，全省噸煤綜合售價降至226元，同比下跌108元，下降32.4%，與2011年高點相比，下跌430元，下降65.6%，企業庫存居高不下、應收賬款增加、負債率高企。
座談會上，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第一個發言，他痛陳2011年以來煤價的斷崖式下跌，“2015年11月又比10月每噸下降17.97元，全省煤炭產量9.76億噸，大數10億噸，煤價下降10元，全省100多億元就沒有了”。從2011年5月至2015年11月，山西煤炭每噸下降了430.1元。
錯失良機
回溯過往，無論是山西焦煤等五大山西煤企，還是山西政府，均曾遇到減員增效良機，但計劃體制的慣性，卻讓這些良機一一錯過。
2003年，有著悠久歷史的南關煤礦資源枯竭，資不抵債，不得不政策性破產。破產之后，負債不必再理會，手頭又多出了一大筆職工安置資金，本是南關煤礦退出市場的良機，但是，汾西礦業集團選擇了疑似破產逃債的另一條路。
2005年2月26日，汾西礦業集團紫金煤業公司正式掛牌成立，新勘探出的余家溝礦井井田面積38.67平方公里，地質儲量7077萬噸，礦井核定生產能力140萬噸/年，煤種為1/3焦煤，污染少、熱量高。公司在2012年3月，被國土資源部授予國家級綠色礦山稱號。
直到2014年10月，由于采礦證無法更換，不得不改回“南關”這一名字。為與政策性破產的南關煤礦有所“區別”，公司改稱“南關煤業”。
《財經》記者了解到，南關煤業成立11年來，資產負債率從未低于110%。
計劃體制慣性遠不止此。1999年，國企三年解困接近尾聲，大量國企拖欠債務導致的天量銀行壞賬被剝離，新成立的專司不良資產處置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接手。其中，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成為處置煤企不良資產的主力。
彼時，諸多山西煤企無力償還銀行貸款，信達接手之后，與山西、安徽、河北等省政府達成一致：債轉股。將信達在各煤企的股權相加，信達一躍成為中國“最大的煤老板”。若以2000年-2001年的談判價格執行當時的債轉股方案，信達也將成為山西各大煤企的控股股東。
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信達資產管理公司股權交易部總經理酒正超表示，當時國家有明確政策，剝離債轉股煤企的社會性負擔，但是，只有極少數企業的社會剝離到了位。
那一輪煤企社會性負擔的剝離工作進展受阻，除了國企不愿減員增效，還與宏觀經濟轉暖直接相關。2001年，中國加入WTO，世界工廠的產能開始加速釋放，煤價不斷上揚，全國各地債轉股煤企乃至地方政府覺得利益受損，認為以2000年-2001年的低價債轉股，是信達占了便宜。因此，安徽、河北、山西等方面沒有與信達就部分債轉股公司的注冊達成一致。
問題是，從1999年起，由于債務已經轉為股權，相關煤企已經不再支付相應債務利息，節省了巨額財務費用；反觀信達，則不得不吞下這一苦果。
地方政府同時向中央政府展開斡旋，希望中央政府允許地方以采礦權作價補充資本金，獲得首肯。2005年5月9日，財政部、國土資源部聯合發布的《關于國有企業實施債轉股過程中采礦權價款處置問題的函》（財辦建[2005]69號）明確：國有企業采礦權價款如經特別批準轉增為國家資本金，轉增的資本金由現采礦權持有人的國有出資人持有。僅以山西為例，2005年，在延宕六年之后，山西方面與信達終于簽署債轉股協議，獲得采礦權注入的山西煤企成功奪回“控股權”，信達在多家煤企降為“二股東”。
彼時，煤價仍在加速上行，山西焦煤西山礦業集團一位人士以暴利形容當時的狀況，而剝離社會性負擔、減員增效之說，更加無人提起。這一情形，并非山西所獨有。山東省長郭樹清在前述座談會上談到，前些年，在市場行情好的情況下，我省大多數鋼鐵、煤炭企業沒有抓住有利時機進行產品、技術、工藝等方面轉型升級，已然習慣于過去的路徑依賴，上項目、擴規模，形成低水平重復建設，以至于陷入產品雷同、市場銷路不暢的困境。
2005年之后，由于國家出臺新的采礦權有償使用政策，造成山西等方面煤炭國企的出資虛置，2005年達成的債轉股協議始終未能實質落地。此番李克強視察山西期間，山西方面亦曾當面向某中央部委領導爭取政策性支持。只是，時光荏苒，原本應該剝離的社會性負擔，已經以更沉重的方式襲來。
“如果當時剝離了不合理的社會性負擔，煤企輕裝上陣，在資本市場上的估值自會不同。即使煤價暴跌，也不會有今日之困難。”中信信托人士說。
除了疑似假破產真逃債、債轉股打擂臺，山西方面2009年主導的煤炭行業“國進民退”，也埋下了造成今日困局的因子。
2009年前的數年，煤礦安全事故頻發，社會輿論頗多不滿。考慮到小煤礦安全生產投資不足，山西省政府命令山西焦煤等五大國資煤企，分區域收購安全生產不力的礦井。除了部分規模較大、設備先進、安全生產得力的民資礦井，其他礦井被大規模并購，引發輿論嘩然。2010年初，時任山西省副省長陳川平（后因腐敗落馬）親自赴京，向包括《財經》在內的媒體解釋所謂“國進民退”的初衷與成果。
事后看來，彼時不情愿的民資恰在高位退出，而國資在高位接盤。本來社會性負擔就很沉重的國企，平添新包袱。
2016年1月4日，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巴特爾在匯報時表示，盡管產能過剩，但內蒙古過剩產能的企業中，基本為民企，它們也不找政府要什么支持，內蒙古不存在這方面的壓力。
內蒙古一家民營鋼企財務總監告訴《財經》記者，在去年初減員四分之一之后，今年初企業再行減員三分之一，總成本也同比下降了30%。期間，企業無需政府補貼一分錢。
反觀煤鋼國企，連續錯失良機，除了打鐵自身不夠硬，亦有外部環境驟寒驟暖的原因。多位山西煤鋼企業人士告訴《財經》記者，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從市場角度，煤鋼去產能大幕已經拉開，價格本該逐步下行，但四萬億政策一出，價格V型反彈，漲幅更勝往昔，給企業傳遞了錯誤的價格信號，郭樹清所言的“上項目、擴規模”風靡全國。“如果沒有四萬億，價格的崩塌，也不會來得如此兇猛，正所謂爬得越高，摔得越慘。”中信信托人士說。
保護價不可行
面對這一復雜局面，李克強在1月4日的座談會上不止一次鼓勵發言的四位省長（山西、河北、內蒙古、山東）、多位煤鋼企業負責人和行業協會負責人，有什么話都可以講，有什么建議都可以提。
山西省長李小鵬建議，國家建立最低保護價制度，由國家出臺不同煤種最低保護價，各級政府監管執行；由行業協會牽頭，建立全國性的分煤種價格協商機制，遏制無序惡性競爭。這一倡議，得到坐在另一邊的煤炭工業協會會長王顯政的部分贊同，這位曾經擔任過山西省副省長（分管煤炭）、國家安監總局副局長的高官稱，煤企企業集中度不夠，行業協會的價格協商機制，也就是指導價，很難落實。據《財經》記者了解，中國最大煤炭生產企業神華集團，2015年產量也僅占全國產量的十分之一，而山西焦煤的焦煤產量，僅占全國焦煤產量的八分之一。
根據煤炭工業協會的測算，保護價定在350元左右為宜，這主要考慮到了目前全國綜合噸煤成本在270元-320元之間，以微利保證煤炭行業不崩塌。其法理基礎是：國家發改委可以框定油價，為何不能保護煤價？
問題是，一家金融機構負責人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質疑道：如果照此執行，靜態來看，過剩產能將不存在。同時，如果煤價可以政府決定，則社會上所有價格，均可由政府決定。
擁有北大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李克強總理在座談會上當場表達了不同意見，他說：我們在搞市場經濟，不是在搞計劃經濟。過去有過國有重點企業保護價，那是國務院以國有出資人角度立的項，讓民企執行這個價格，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國外價格是行業自律，政府不定價。
會后，他對找他申辯的王顯政說：煤炭工業協會可以召集行業企業研究，是否可以搞一個指導價？
除了價格，部分煤鋼國企還希望在去產能過程中通過技術改造“等量置換”，多位山西煤鋼國企管理層人士對《財經》記者表達了這一觀點。但李克強態度鮮明，他在座談會上說，我不反對技術改造，但不能以這個名義來擴大產能。我到鋼廠去看，原先2000萬噸產能，現在4000萬噸，產能倒上去了。
他加重語氣說，原則上停止核準備案新增的煤炭產能項目，堅決停止以任何形式備案的新增鋼鐵項目。李克強叮囑與會的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和國家能源局局長努爾·白克力：衛星遙感我看得見，國土資源部和國家能源局要查。
一個月后，于春節之前下發的煤鋼去產能文件，出現了“確需置換的，一律實行減量置換”的字樣。
中信信托一名與多位山西煤炭國企負責人、民資煤老板相熟的人士表示，保護價和等量置換之策，表明山西煤企計劃經濟觀念仍然深重，一些煤炭國企還提出了包括資本金注入等措施，“總之就是千方百計不減員”。
但是，無論地方政府，還是煤鋼國企負責人，均已意識到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仍處跌勢之中，全球已經形成大市場，如果保護價無法落地，就只有去產能一途。
山西焦煤董事長武華太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透露，焦煤當下46座未建成和剛建成未投產礦井，總計5800萬噸產能，全部下馬，“我們止虧”。
與其他工業企業不同，煤炭企業先期投資巨大，動輒數以十億元計，而后期投資極少。礦井一旦建成，如果數年不開采，地應力將摧毀一切，再也無法復產。此時下馬未投產礦井，意味著全部投資打了水漂。
但是，下馬未投產礦井仍然不算最大的難題。正是因為未投產，也就不存在最頭疼的職工安置問題。山西某煤炭國企負責人告訴《財經》記者，該集團計劃關閉7家僵尸企業，減員增效，但希望國家能夠給些政策。
關于職工安置，李小鵬代表山西向中央政府求助：制定關閉國有煤礦人員分流安置政策，出臺提前退休退養政策，實施煤炭職工創業扶持政策。據《財經》記者了解，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制定的職工安置方案中，費用高達2500億元，目前500萬煤炭行業員工，計劃有多達百萬人等待安置。
李克強回應道，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決定，在化解過剩產能期間，中央財政每年支出1000億元，以幫助煤炭鋼鐵等行業渡過難關。據《財經》記者了解，該項支出，主要用于煤鋼企業的職工安置。
主要靠市場
1月4日上午，李克強專程參觀晉商博物館。在晉商博物館聽取介紹之時，李克強贊嘆道，當時的晉商善于“無中生有”。
李克強當天下午在座談會上的談話，與對晉商的稱贊遙相呼應：我當過生產隊長，5點就爬起來上山，天天不讓人閑著。后來農村改革，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都是自己的，糧食產量一下子就上來了。地方探索和創造始終是要尊重的。“我們8億多勞動力，一兩億有知識的人才，會創造出你想象不到的東西。”
他批評一些地區和行業，“因煤而生因鋼而生，計劃經濟思想觀念都沒完全轉過來。”
接近決策層的人士告訴《財經》記者，中央政府化解冗員的兜底之策，并非大包大攬。在山西視察期間，李克強不止一次表示，煤鋼解困還是要更多采取市場的辦法。換言之，只有市場失靈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才會考慮兜底。提前展開去產能工作的河北，為決策層提供了相應范例。
相對于煤炭去產能，受霧霾影響，河北境內的鋼鐵去產能先行一步。2013年9月，環保部代表國務院與河北簽署壓減產能責任書，實施“6643工程”，到2017年，壓減6000萬噸鋼鐵、6000萬噸水泥、4000萬噸煤和3600萬重量箱玻璃。在那之后，河北化解過剩產能步伐明顯加快。河北省長張慶偉在座談會上表示，2013年-2015年的三年間，河北分別壓減煉鐵產能586萬噸、1546.5萬噸和557萬噸，分別壓減煉鋼產能788萬噸、1500萬噸和630萬噸。同時，積極推進優勢產能“走出去”，目前河北在境外已投產和正在籌建的鋼鐵產能達到895萬噸。
李克強在河北鋼鐵公司董事長于勇與河北省長張慶偉匯報之后的連續追問，清晰地表明了決策層的立場。李克強問及河鋼的利潤，于勇回答：主業虧了40億元，其他利潤60億元，合計利潤20億元，現在整合為一個上市公司。李克強追問：主業就業多少？于勇答：11.7萬人。李克強問：上市公司呢？于勇答：5萬多人，4000多萬噸鋼。李克強說：（上市公司人員配比）比較合理了，不盈利主要是集團人員成本太高。
在張慶偉做完常規匯報之后，李克強專門追問下崗分流職工的數字和安置情況。張慶偉說，壓減產能之后，累計92萬職工受到影響（含鋼鐵、煤、鋁、礦山），河北通過培訓、轉崗等方式安置了大部分職工，只有12萬“釋放到社會上”，最終進入失業保險。
李克強在總結講話時稱贊河北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化解了數千萬噸過剩產能，特別是化解過程中，“中央給的補助也不多”，河鋼自己想辦法剝離安置自然減員，“并沒有大規模辭退工人推向社會”。
據《財經》記者了解，此前三年間，河北每壓減萬噸鋼鐵，中央財政獎勵30萬元。按產能與人員配比計算，落在人頭上的獎勵幾可忽略不計。
李克強說，煤炭大省內蒙古，首先是市場發揮作用；河鋼，在消化人的方面，從一定程度上也是市場發揮作用。“你們能用市場辦法解決的，盡量用市場解決。”
作為“中國最大的煤老板”，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在歲尾年初多次受邀，前往國家發改委等中央部委參加座談，關于化解過剩產能之策。信達將此前16年間債轉股過程中擱淺的“剝離壞蘋果方案”，再度擺上了決策層的案頭。
信達戰略發展部副總經理唐圣玉表示，金融危機爆發之時，美國傳統汽車業遭受重創，通用、福特、克萊斯勒三大車企均陷入困境，美國政府亦曾聯手私營機構（比如私募）救助三大車企，并在汽車業甩掉包袱之后套現退出，其中的部分投資，亦有數額不小的回報。最終美國政府付出總計93億美元的成本，但救助效果顯著，三大車企先后走出困境。
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信達股權交易部總經理酒正超表示，信達傾向于采用投行的辦法，剝離壞蘋果，令市場價格回升，好蘋果在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上的價值凸顯。“平時1塊錢的估值，放到資本市場上會變為4塊錢，即使政府付出了1塊錢的安置成本，資本市場上的收益也會讓安置成本得以回收。”
問題是，誰來確定過剩產能、僵尸企業的標準？是行政權力決定企業退出，還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深耕中國煤炭市場的信達發現，一家名為棗莊礦業的企業，在2008年的四萬億大潮之中，并不盲目推高企業負債率，時至今日，該企業資產負債率低到幾可忽略不計，生產經營狀況良好。信達遂展開與棗莊煤業的談判，希望兩家聯合成立一只私募基金，專司煤企重組并購。
1月4日的座談會上，多位煤鋼企業負責人談到，煤鋼行業工藝、環保、技術水準均已達國際先進水平，如果減員增效，企業效率不輸旁人，產能減下來、價格走上來，行業就會有生機。
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去產能工作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兼并重組為主，破產清算為輔。在避免社會動蕩的同時，更多采取市場的辦法，清退過剩產能，令煤鋼兩大支柱行業輕裝上陣，已是決策層的共識。
問題是，煤鋼兩大支柱產業，計劃經濟痕跡深重，目前又面對全球大市場，國外煤鋼企業有著很強的競爭力，各種因素交織之下，能否最終走出困境，實難斷言。
前述中信信托人士表示，考慮到上述因素，如果計算一個去產能函數，將計劃、市場各種力量作為變量加入其中，等號后面的答案，尚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