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下午，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會結束后，新聞發言人王國慶被記者圍住采訪。南都記者 陳偉斌 攝　　昨日下午，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會結束后，新聞發言人王國慶被記者圍住采訪。南都記者 陳偉斌 攝

“我以前說過，沒有特別的理由不拒絕記者采訪，你們也不容易”，全國兩會前夕，王國慶在全國政協駐地接受南都記者專訪，第一句話就和記者“統一了戰線”。

作為一名“新聞老兵”，他知道記者的難。作為第一代政府新聞發言人的“導師”，他更知道發言人的難。

去年，王國慶為全國政協大會新聞發布會的首度亮相點燈熬夜“趕考”。

今年，他為發布會做足了準備。開會記筆記，文件仔細讀，政協報也每期看。怎么讓答問準確、信息量飽滿、還要有提提神的標題句，“真是做了功課的”。

接受南都專訪的王國慶稱，今年的工作準備就緒，已心里有底。

專訪中，談及如何讓更多政府“一把手”主動走到信息發布前臺時，王國慶提高了音量：“說錯話，媒體不依不饒，領導也不依不饒，誰愿意干呢？”他希望建立容錯和糾錯機制，讓發言人不至于因為說錯一句話就丟了“烏紗帽”。

A

有人說他發布會看稿多，他有不同意見

“別說錯，要準確，這一點非常重要”

南都：每年全國兩會，政協發布會都是第一場，肩負“打響頭炮”的重任。作為發言人，你如何看政協發布會的定位？

王國慶：政協發布會每年拉開兩會序幕，要營造良好氛圍，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還是很重要的，壓力大的（原因）也在這里。各界關注，我們準備得也認真，做大量細致的工作，尤其是考慮要比較周全，別在發布會上引發一些沒有必要的、干擾兩會的議題，把其他重要的議題沖淡了。

南都：去年你在政協發布會首次亮相，給我們的印象是很沉穩。當時你坐在發言人席上時，感到緊張嗎？

王國慶：去年看到臺下那么多人，坦率講心里不慌，無非是準備得大家滿不滿意，不至于你問的我這兒沒有。

這些年新聞發言人培訓，我也反復強調：作為新聞發言人，無論是站在新聞發布平臺上舉行新聞發布會，還是面對記者單獨或集體接受采訪，之前一定要非常認真地做功課。準備好了，上臺面對記者，心里就不犯嘀咕了。

南都：去年為準備發布會，你收集了1400多個問題，今年做了哪些準備？

王國慶：今年我們開了幾次媒體座談會，40多家媒體帶了厚厚一摞問題來，我捋了一下，有900多個，當然有重復的，再加上各部委的，今年一共有1700多個問題。我們把這些問題放在一起梳理，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是我們必準備的。比如所有媒體都問，“G D P增速6.7%，今年可能還要調低，經濟走勢到底怎么樣？”我和傅瑩（全國人代會發言人）一起和外國記者座談，我說你們談的這些問題，中國記者都提了，今天和你們見面，聽聽還有什么要求。

說實話，有些問題不是我們適合回答的，政協不是具體主管部門，要看政協在這個問題上到底做了什么事，有什么看法可以談，談出來有沒有新聞性。像經濟問題，如果具體問到去產能，我會告訴記者幾號發改委有發布會，建議去問，這樣可能更好。我說了半瓶子水，記者也不解渴。

南都：記者都想帶“干貨”回去，你會有意打磨發布會釋放的信息量嗎？

王國慶：這是我們備答準備中，最盡心的，也是最感苦惱的。因為發布會只有一個來小時。去年我們把交傳改為同傳，省出一半時間，但還是有限。怎么在有限的時間里，讓信息含量最飽滿，是我們真正要做功課的。不斷打磨，能用兩個字的就不用三個字。但這兩個字要把意思說出來，說準了。

南都：這種準備精細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舉個例子？

王國慶：前段時間微信群里傳，石油焦是空氣污染的元兇，中國從美國大量進口，有人“替天行道”要老百姓(44.850, -0.49, -1.08%)討“說法”。我們準備環保領域的問題時，找環保部和海關總署，環保部提供的數據是一年進口200多萬噸，海關總署提供的數據是400多萬噸。到底是多少？我們就追，電傳、去函、打電話，后來了解清楚了：石油焦有高硫和低硫，低硫石油焦對污染影響較小，高硫石油焦排放是有標準的，每年進口200多萬噸。我國也生產石油焦，但產量不多。總的來看，我們還是以煤為主要燃料，所以對霧霾的主要貢獻者還是煤，石油焦占的比重很小，有專家說只占0 ．5%左右。

在發布會這個平臺，講出的話，必須準確。去年有人覺得我看稿子多，給我提建議能不能少看點稿子，我有不同看法。有些領域確實不是我熟悉的，要看一看，別說錯了。要準確，這一點非常重要。

南都：這很像記者采訪核實的過程。

王國慶：對，有出入，我們就不斷追，跟采訪一樣。自己首先得把問題搞清楚，才能向老百姓釋疑。

B

遇敏感問題如何把握尺度

“越是敏感問題，越要把它講清楚”

南都：過去一年，你朋友圈的內容很廣泛，不僅有政協的工作，也關注霧霾治理、基礎教育、網絡募捐，甚至“標題黨”成災等話題。作為發言人，你比較喜歡哪些問題？害怕回答哪些問題？

王國慶：作為發言人，應該面對各種問題，很難說什么問題喜歡什么不喜歡。腦子里至少有點東西，來判斷這個問題我該不該回答，別記者提出一個問題，什么都不知道，一臉茫然。

發言人是給一個機構、一個部門“代言”的。作為政協大會的代言人，這個平臺不是表達個人意見和看法的地方。政協一年做了那么多工作，怎么把大家不太了解的事，變成好的故事講出來，把大家吸引住，讓媒體看到這里面的新聞性，對我確實是個考驗。

南都：有些問題關注度高、爭議又很大，作為發言人怎么應對？

王國慶：我倒覺得，政府信息發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現在做的很多事情是對的、好的，但老百姓不理解，可見信息公開透明還不夠，信息不對稱。

一個決策出來，受益的大多數人不一定說，往往利益受損、沒有滿足需求的人喊得最響。比如營改增減稅5000億，國家稅務總局和財政部的數據可以看出，雖然減了5000億，但不是所有人都減了，約1.5%-1.6%沒減還升了，所以有的人就叫得很響。

遇到這樣的情況，有的相關部門看到問題難，躲著走，不碰它，但你不說，問題不會自己跑掉，結果就是“芝麻粒兒磨盤大”了。其實越是敏感的問題，發言人越要想方設法把它講清楚。

南都：那對于敏感問題，如何把握尺度？

王國慶：授權我講多少就講多少，如果不知道的，我就說不知道，我不是所有都知道，坦誠面對就行了。我并不害怕被問問題，但有些問題確實不適合在這個場合問，畢竟是一個中外關注的發布會。

南都：去年發布會后，你的“前任”呂新華委員評價你準備得好、在臺上表現很大氣，但你只給自己打60分，是不是有點謙虛？

王國慶：倒也不是。打分是很難的，尤其給自己打分。按理來說，應該是你們媒體記者、場外觀眾來打分才比較客觀，但當時既然記者問到我，一口回絕也不好；說自己不及格，也心不甘，畢竟花了那么大力氣；如果把分打高了，人家說你不謙虛，所以干脆打及格。

南都：你曾邀請國新辦培訓的“黃埔一期”新聞發言人來給你的第一場發布會提建議，今年繼續把他們請來了嗎？

王國慶：今年也請了，發布會前要有一些演練，他們幫著一起出主意。一場發布會，還是要有一些能提提神的標題句，讓人眼前一亮的話。

南都：相比去年“首秀”前點燈熬夜“趕考”，今年會不會輕松一些？

王國慶：今年肯定會感到輕松一些，壓力沒那么大了。這幾年，政協領導要求“在政協就講政協”。原來我們老主任趙啟正同志做發言人的時候，我們就經常交流，我覺得政協大會發言人挺難：只講政協工作，大家興奮點不多，談別的難度又很大，怎么來把握這個度，把政協的故事講得讓大家感興趣。經過這一年，心里有底了，平時積累也注意了。但這個度有沒有拿捏好，今年發布會你們再幫我做個評價。

C

離開行政領導崗位后更超脫

“他們在熱運行，我們可以做一些冷思考”

南都：政協的工作，普通民眾可能不太了解，能談談你在政協工作的日常嗎？

王國慶：政協不是權力機關，也不是一個行政機構，是一個參政議政平臺，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非常好的形式。原來在行政領導崗位上主要是行政，到了政協主要是議政，時不時也有一些考察調研，像去年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就跨境電商、國際傳播能力組織了調研，形成調研報告給有關部門。

南都：對你來說，行政和議政有什么不同？

王國慶：很多曾在中央部委任職的部長們，對很多問題都是有實踐經驗的，離開行政崗位后更超脫，對一些決策可以提些意見建議，旁觀者清嘛。

每年兩會，有關界別至少有一次主管部門負責人來和委員交流，聽聽我們有什么想法。日常還可以通過專題協商、雙周座談、議政性常委會，委員參與調研，會上發言形成會議成果報告等形式，給現在在崗位上的領導提供參考。

他們在熱運行，我們可以做一些冷思考，適當潑一點冷水，或者推動推動，給他們加加油。

南都：你覺得政協對委員履職的保障怎么樣？

王國慶：這屆政協出了不少規定，也修訂了制度，來保障委員履職。參政議政是允許不同聲音的，無論是政協大會發言、小組討論，還是雙周座談，確實能聽到不同的觀點和意見，各種觀點都可以發表。

南都：你在政協履職以來，提了哪些提案，對答復滿意嗎？

王國慶：要做一個好提案要花很大的精力和功夫。我前年提交了兩個提案，一個是關于發言人專職化的，另一個是關于提高領導干部媒介素養的，都是我原來熟悉的工作，中組部和國務院新聞辦都很認真回應了。

對提高領導干部媒介素養的提案，中組部很重視，具體辦理的同志還專門給我打電話，說準備了一個答復，電話里先聽聽委員的意見，不滿意的話再修改。提高領導干部媒介素養是一項長期工作，我建議把提高領導干部媒介素養納入干部培訓、列入領導干部考核內容等，中組部的同志說這些都在研究之中。

D

如何讓“一把手”當發言人

“媒體要寬容，我們內部也要寬容”

南都：今年初，海南儋州市商務局官網因長期未更新被通報批評，受到廣泛關注，這位局長也被紀委立案審查。你對這起“因信息公開不力而被問責的第一案”怎么看？

王國慶：黨中央、國務院都在鼓勵用好政務網、信息終端，通過這些平臺更多地向公眾提供信息，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網站做了，就得用。原來好多政務網，花了很多錢投下去建，結果上面的信息幾個月甚至幾年都不更新，這就是不負責任，當然要處理，也是為了引起大家注意，要重視這塊工作。

南都：你關于新聞發言人專職化的提案，答復怎么說？

王國慶：我提新聞發言人專職化，是因為現在大量新聞發言人還是兼職，比如由部里的副部長、副局長來兼職，兼職就很難把這個作為主要工作去投入精力和時間，很容易讓新聞發布工作虛化。

做提案的時候，我也征求了一些人的意見。有人說，這個提案沒用，因為現在干部職數編制要求很嚴。我也知道不是那么容易，但也要推，因為這個太重要了，全媒體、自媒體時代，信息傳播已經到了這么一種狀況，如果我們還是覺得新聞發布不那么重要，不認真的話，以后會越來越難，越來越被動。

專職化不僅僅是新聞發言人專職，還要有一個專門機構或團隊來支撐，有一個新聞發言人辦公室，是一個實體，不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所能解決的。因為新聞發布的政治性、專業性、技術性，各個方面要求都很高，必須花時間搜集輿情，準備開會，現場組織，開完發布會還要評估效果。要把這些工作做好的話，專職化可能是一條路。

南都：去年國辦發文要求政府部門對特別重大的突發事件最遲應在24小時內開新聞發布會，北京等地還規定“行政一把手當第一新聞發言人”，如何讓更多行政“一把手”主動走到發布信息的前臺呢？

王國慶：有些事情不一定非得“一把手”出來，但重大突發事件“一把手”一定要出來。同樣的一句話，主要領導講和發言人講，輿論引導力是不一樣的。前年的沉船事件，楊傳堂作為交通運輸部部長，第一場發布會就作為主要新聞發言人出來講，他一來，大家覺得，政府的態度不一樣。

現在推動行政“一把手”出來，也有一些難度。很多人還是有顧慮，沒說好，說錯了，媒體不依不饒，有了互聯網，再被“人肉”一把，壓力就更大了，領導也不依不饒，弄不好又是談話又是處分的，誰愿意干呢？

要能容錯，而且要落到實處，要有相應的制度規定，明確發言人的權利和義務，不至于因為說錯一句話，就把烏紗帽丟了。媒體也要寬容，發言人、領導干部說了錯話，不要“窮追猛打”，要寬容一些。

南都：發言人萬一說錯話造成負面影響怎么辦？

王國慶：我們培訓的時候也說，作為發言人，原則性問題一定不能出錯。至于口誤，說錯話，糾正一下，容錯機制后再建立一個糾錯機制，不就可以了嗎？再加上，媒體也幫一把，更正一下，以正視聽。

南都：應該如何推動新聞發布制度繼續往前走？

王國慶：就像硬幣有兩面，記者找政府官員采訪，沒人愿意出來，就去找背面，找所謂的“線人”去了。如果有好的氛圍，領導干部有主動性、責任心，有意識地把執政、行政過程中產生的信息作為影響和引導輿論的重要資源用起來，就可以把社會上好多信息不對稱產生的問題解決了。

我總覺得要讓不僅僅是新聞發言人，各級領導干部都要學會跟媒體打交道，懂媒體，善用媒體，才能營造出好的輿論環境。現在是新媒體時代，我們領導干部都應該有“兵馬未動，輿論先行”的意識。要做事，特別是關乎民生的重大事情一定懂得先造勢，要依靠媒體，把媒體看作是合作對象，通過媒體去影響公眾、凝聚力量。說說容易，做起來難啊，路漫漫其修遠兮！

人物

王國慶

男，漢族，1952年出生于江蘇無錫。

1969年5月 至1972年5月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下鄉；1972年5月至1975年8月在上海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學習；1975年8月任中央廣播事業局英語組翻譯；1976年8月至1978年4月留學于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文學系。

1978年4月后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歷任翻譯、駐美國首席記者、臺長助理兼英語部主任、臺長助理兼人事處處長、副臺長等職務。

2000年11月到2013年6月，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其間曾任中共十八大新聞發言人。

2013年6月，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