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認為，接下來，美聯儲大概率將進一步加息。一方面，目前美國國內通貨膨脹壓力很大，在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的推動下，美國3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8.5%，創1981年12月以來新高；另一方面，俄烏沖突導致國際原油價格大漲，大宗商品價格走勢更趨不穩，這將進一步抬高各國的通脹壓力，部分發達國家甚至可能陷入滯脹。

“由于美聯儲是國際上十分重要的中央銀行，它的貨幣政策調整將對全球流動性產生很大影響，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更大。”黃益平說，從過去的經驗看，當美聯儲貨幣政策大幅度寬松時，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流動性會增加，該國貨幣會增值，資產價格也可能上升，一定程度上對經濟發展有益。但是，當美聯儲貨幣政策開始收緊時，世界經濟將經歷比較痛苦的調整過程。受市場流動性突然收縮影響，一些發展中國家會出現資本外流、貨幣貶值、資產價格下行等現象，如果該國的經濟基本面不健康，甚至可能引發金融危機。

黃益平建議，“對于以上風險，我們要高度警惕，并做好相關防范。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部分新興經濟體已大幅度上調利率，目的是防范美聯儲加息可能對本國造成的沖擊”。

值得注意的是，出于穩增長、保市場主體等因素考量，我國當前的貨幣政策走向與美聯儲并不一致。如何看待這種差異？面對美聯儲加息可能帶來的沖擊，我國應如何有效應對？

“我國能否承受外部市場大幅調整的沖擊，主要看兩方面：一是看金融的基本面，我認為現在比較健康；二是看宏觀經濟是否穩定。”黃益平說，因此可以判斷，雖然我國經濟面臨一定壓力，但不會發生極端情形。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我國總體經濟規模比較大，韌性強、潛力足、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二是我國外匯儲備規模保持基本穩定，超過3萬億美元；三是我國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經常項目保持順差，同時還保留了一些對資本項目的管制。

由此可見，我國執行“以我為主”的貨幣政策是有道理、有空間的。黃益平表示，關鍵的問題是，要下大力氣穩定我國宏觀經濟，為貨幣政策提供空間。“舉個極端的例子，如果國內宏觀經濟不穩定，面對美聯儲大幅度加息，我們的投資情緒、發展信心都會出現較大波動。”黃益平說，但如果我國宏觀經濟非常穩定，投資回報也沒有問題，那么對于投資者來說，外部的加息沖擊就沒有那么劇烈。

“接下來，要下大力氣盡快穩住我國宏觀經濟，其中，財政政策可以發揮更大作用，例如為中小微企業貸款提供貼息等。”黃益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