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7年以來我國穩杠桿取得顯著成效
宏觀杠桿率是一國總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2017年以來宏觀杠桿率增幅總體穩定，杠桿率年均增長約4.8個百分點，比2012-2016年年均增幅低8.6個百分點。2017至2019年我國宏觀杠桿率總體穩定在253%左右，初步實現穩杠桿目標。2020年疫情暴發后，杠桿率階段性上升至280.2%。2021年回到272.5%。
與主要經濟體相比，疫情以來我國杠桿率增幅相對可控。國際清算銀行（BIS）最新數據顯示，2021年三季度末美國（281.1%）、日本（416.8%）、歐元區（282.1%）杠桿率分別比2019年末高26.0、36.4和25.0個百分點。同期我國杠桿率比2019年末高19.1個百分點（275.1%），增幅比美、日、歐元區分別低6.9、17.3和5.9個百分點，增幅相對而言并不算高。
2017年以來我國宏觀杠桿率增幅穩定，為未來金融體系繼續加大對實體經濟支持創造了空間。
二、疫情防控得力、經濟穩步恢復、宏觀政策有效等因素共同促進我國宏觀杠桿率回到基本穩定的軌道
一方面，疫情防控取得明顯成效、國民經濟持續恢復是宏觀杠桿率企穩的關鍵所在。名義GDP是宏觀杠桿率計算的分母，其增長快慢對于杠桿率變化有重要影響。2020年疫情沖擊下，我國經濟增長一度明顯放緩，導致宏觀杠桿率出現階段性上升。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攬全局，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我國經濟發展韌性不斷增強，保持全球領先地位，對穩杠桿作用突出。2021年我國名義GDP同比增長12.8%，比上年加快10.1個百分點，推動宏觀杠桿率恢復到基本穩定的軌道。
另一方面，宏觀政策有力、有度、有效，以可控的債務增量穩住了經濟基本盤。一是政策有力。2020年共推出9萬多億元貨幣支持措施，引導金融體系向實體經濟讓利1.5萬億元。同時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出臺規模性紓困措施對沖疫情影響。宏觀政策協調配合得當，形成合力做好“六穩”、“六保”工作，穩住了經濟大盤。二是政策有度。貨幣政策保持了前瞻性、連續性、穩定性，加大跨周期調節力度，繼續為經濟穩步恢復保航護駕。得益于此，我國非金融部門債務增長相對穩健、可控，2021年總債務同比增長9.7%，增速比上年末低2.7個百分點，處于歷史較低水平，比2009-2019年總債務增速平均值低約7.3個百分點。三是政策有效。貨幣政策始終聚焦服務實體經濟，保持貨幣信貸平穩增長，注重提高精準性、直達性，發揮貨幣政策工具的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此外，近年來金融風險攻堅戰遏制了脫實向虛、盲目擴張的勢頭，金融改革穩步推進，金融服務增效提質。這些措施共同提升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有助于疫情以來我國以相對較少的新增債務支持經濟較快恢復增長。
三、我國杠桿結構持續改善
（一）企業部門融資不斷規范，杠桿率基本保持穩定。
近年來，在持續獲得融資支持的同時，企業部門杠桿率保持基本穩定，且杠桿結構持續優化。2017-2019年，隨著穩杠桿政策的有序推進，企業部門杠桿率穩定在152.2%左右。疫情暴發后，企業部門杠桿率階段性上升至161.7%，2021年有序恢復至153.7%，回到基本穩定的軌道。同時企業部門債務結構不斷優化：一是貸款、債券持續增長，有效支持實體經濟融資需求。2021年末企業部門貸款、債券合計占企業部門總債務的86.8%，比2016年末高9.2個百分點。二是表外債務持續下降，有序釋放潛在風險，為新增債務創造了空間。2021年末企業表外債務（如：信托貸款、委托貸款）與GDP之比較2016年低19.3個百分點。
（二）政府部門杠桿率先降后增，有力應對疫情影響。
近年來我國不斷規范地方政府融資，成效顯著。2015-2017年，政府部門經歷了去杠桿，杠桿率合計下降2.8個百分點；2018-2019年，在穩杠桿政策指導下，政府部門杠桿率保持相對穩定，合計上升2.6個百分點。
疫情以來，政府部門杠桿率增長較快，主要是更加積極有為的財政政策對沖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2021年政府部門杠桿率為46.6%，兩年平均增長4.0個百分點。
（三）住戶部門杠桿率增幅穩定，債務結構不斷優化。
近年來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增幅穩定。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由2012年的33.8%上升至2021年的72.2%，這九年的年均增幅為4.3個百分點，且歷年增幅波動不大。
住戶部門債務結構不斷優化：一是政策支持的個人普惠小微經營貸款增長較快。疫情發生以來，宏觀調控政策突出保市場主體特別是個體工商戶和小微企業主，創新實施直達機制，穩經營、保就業。二是住房類貸款增速總體放緩。2018年一季度以來，住房類貸款增速總體逐步放緩。
宏觀杠桿率作為中期經濟周期變化的警戒線，當前保持基本穩定，能夠反映我國金融風險逐步收斂，也為未來加大跨周期調節力度提供了政策空間。2021年杠桿率為272.5%，回到基本穩定的軌道，預計2022年增幅保持基本穩定，為未來金融體系繼續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創造了政策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