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2年5月，中日韓三方正式簽署上述協定，并同意年內啟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該協定一直被認為是開啟自貿區談判最重要的一環。

一位了解談判進程的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政治意愿將成為推動下一步談判的關鍵，而日本的態度最為猶豫。出于制衡美方提出的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考量，中國的態度始終較為積極，應該會全力推動此輪談判的進程。

目前日本的態度較耐人尋味：一方面，在近期美國總統奧巴馬訪日期間，日本未與其就TPP的汽車和牛肉進口關稅議題達成一致；另一方面，若中韓自貿區提前達成一致，也會對日本相應產業產生負面影響。

日韓最為關注投資保護

中日韓投資協定的簽署，被認為是三國經貿合作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這是中日韓第一個促進和保護三國間投資行為的法律文件和制度安排，協定將為三國投資者提供更為穩定和透明的投資環境。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曾在“第二屆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民間高層論壇”上表示，中日韓的經濟規模和跨國投資居世界前列，2011年中日韓的對外投資分別為676億美元、1156億美元、204億美元。但三國間的相互投資僅占上述投資總量的約6%，因此加強三國投資合作，推進自貿區進程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學院副院長屠新泉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投資保護協定主要的目的是保護投資者利益，從短期來看，對于日韓在華投資保護利益更大，但從長遠來看，對中國也是很有好處的，主要體現在為外國投資者提供穩定的投資預期。

“中國過去主要是吸引投資的狀態，對外資提供較多優惠政策，這種政策并不是可持續的。目前與日韓簽署投資協定，就是在提供一個可預期穩定的市場政策。”屠新泉說。

中日韓投資協定談判始于2007年，三方先后進行了13輪正式談判和數次非正式磋商，于2012年3月下旬結束。該談判被定為三邊自貿區談判的啟動前提。2011年中日韓圍繞自貿區建設的官產學共同研究結束，為自貿區談判提供了理論支撐。但鑒于日韓希望先簽訂投資協定，再展開自貿區談判，三邊投資協定便成為關乎中日韓自貿區建設的焦點。

中國目前已經與包括日韓在內的大部分國家簽署并修改了促進直接投資的“投資保護協定”，但在新形勢下，“投資協定”又擁有了不同含義。根據經合組織較早提出的“多國間投資協定”(MAI)的定義，“投資協定”至少包括以下內容：關于直接投資，接受國政府必須承諾確保政策透明性、承諾最惠國待遇、給予投資方國民待遇、原則禁止將投資設施收歸國有，在不得不收歸時，要承諾給予適當補償。而這種政府承諾必須是“事前承諾”，即投資前承諾。而“投資保護協定”則是對投資行為發生后的利益給予保護的承諾，即投資后的利益保護承諾。

自貿談判仍舊面臨政治阻力

目前，在經濟仍處于高速活躍的亞太地區，各種自貿協定多層次如火如荼地進行。不僅包括TPP、中韓和中日韓自貿區、區域全面伙伴關系(RCEP)，最近中國又提出加強亞太自貿區(FTAAP)的可行性研究。

屠新泉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僅從經濟上來看，自貿區談判一旦達成，中國可能會擔心對電子、化工、鋼鐵、汽車、造船業的沖擊；韓國則會比較擔心日本的高科技產品，以及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同時，日本和韓國都會比較擔心對農業的沖擊。

不過相比經濟問題，自由貿易協定對于大國來說，更多還是出于戰略考量。近期奧巴馬訪問日本和菲律賓，更引發了人們對TPP經濟規則的泛政治化擔憂。

自2002年就由民間推動提出設想的中日韓自貿區，最大的阻力還是來自政治意愿。中日韓作為東亞國家，彼此之間的政治關系極為復雜，缺乏互信決定了自貿協定最終談判達成的時間表一拖再拖。

對外經貿大學副校長趙忠秀對本報記者表示，從談判本身的經濟問題來看，三國進行了長達7年、由各自政府授權的可行性研究，已經考慮了各種可能性，技術性問題基本上經過了測算。此輪談判者之間，也都是彼此熟悉的老朋友了。關鍵在于如何平復各自國內的政治力量，達到各自博弈平衡的問題。

“經過測算，如果開啟自貿區談判，中韓兩國彼此利益最大化程度最高，而日本則面臨美國主導的TPP的制約。”趙忠秀說。

傳統上，日本曾經提出東亞經濟的雁陣結構(geesesystem)，即日本主導、韓國靠后，中國更為靠后。但是，隨著韓國產業升級的發展，在高科技、電子領域已經逐步趕上并超過日本；中國也逐漸具備了大市場優勢，使得日本較為邊緣化。因此，在達成日本意愿最強的投資協定之后，啟動自貿區談判的意愿事實上在減退。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則認為，從整體來看，日本已經承諾參加TPP談判，韓國與美國的自貿區也已生效，使得日本、韓國對中日韓自貿區的必要性、可行性和自貿區的標準和形式存有疑慮。

“不過，雖然日本加入TPP的談判，但是從經濟利益上來說，也很難達到日本自身的預期，因此是否真正加入中日韓自貿區的談判，也是它雖然認真考慮，但比較糾結的所在。”屠新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