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國目前粗鋼產量占到全球總產量的一半以上，鐵礦石對外依存度高，而且產業集中度低。在全球鐵礦石市場寡頭壟斷的格局下，我們對上游原材料缺乏定價權，鋼鐵制造環節利潤易被原料成本上升侵蝕，既得不償失，也無法實現高質量發展。

其次，相關外需放大了我國對鐵礦石原料的需求。這種外需既包括直接的鋼鐵產品需求（如粗鋼），也包括間接的鋼鐵密集型工業品出口（如機電設備、家用電器等）。尤其是一些鋼鐵初級加工品的出口，加劇了鐵礦石等原材料的供需矛盾。既然我國在鐵礦石方面對外依存度較高，就應用進口的鐵礦石優先生產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的鋼鐵產品。反之，若花高價進口鐵礦石，為國外生產粗鋼產品，利潤被海外礦山拿走，卻將排放留在國內，那就更與高質量發展要求背道而馳了。此前，國家提高鉻鐵、高純生鐵出口關稅，并取消部分鋼鐵產品出口退稅，正體現了這一政策導向。

再次，在“雙碳”背景下，鋼鐵行業制定了2025年前實現碳達峰以及到2030年碳排放量較峰值降低30%的目標。為此，除了發展低碳冶金技術，控制粗鋼產量也是行業實現低碳減排的一個有效方式。

2020年底，工信部要求鋼鐵產業堅決壓縮粗鋼產量，確保2021年粗鋼產量實現同比下降。不過，在隨后的粗鋼產量壓減工作中，我國面臨巨大的挑戰，付出了艱辛努力。由于海外疫情防控情況不理想，一些海外制造業訂單回流到我國，國內外對鋼鐵產品的需求大幅增加，截至去年6月份，粗鋼產量依然處于明顯增長狀態，因此粗鋼產量壓減的壓力集中在了下半年。一是通過“雙控”政策的嚴格執行，用嚴格的能源約束抑制產量擴張；二是通過出口關稅政策的調整來對外需進行調控，通過需求側管理來降低鋼鐵企業的擴產沖動；三是通過保供穩價政策平抑原材料成本；四是通過對現貨市場的流通秩序和期貨市場資本炒作行為進行整頓，給鋼價“退燒”。一系列政策組合拳打出后，去年11月粗鋼產量出現了同比下降。可以說，粗鋼壓減成果來之不易。

無論是為了完成“雙碳”目標任務，還是為了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實現高質量發展，鋼鐵產業的減碳進程都不會改變。一方面，鋼鐵業參與碳排放交易的準備工作正在緊鑼密鼓推進；另一方面，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即將生效。在碳成本約束下，鋼鐵企業要么通過技術攻關降低排放，要么果斷壓縮粗鋼產量。而粗鋼產量的壓減，又是鋼鐵產業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管理的共同著力點。因為，只有通過粗鋼產量的控制來優化供需結構、降低排放、提升產業鏈定價權，才能讓行業騰出更多資源去進行技術攻關，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附加值，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從這個意義上說，控制粗鋼產量就成為今后鋼鐵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和不二選項。